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第3/9页）

进步因此就如同资本主义一样“自然”。清除过去由人为竖立的进步障碍，进步就必定会发生，而且明摆在眼前的是，生产的进步恰与工艺、科学和文明的普遍进步并肩前进。不要认为持有这类观点的人，纯粹是在为既得利益的实业家辩护。他们是根据那个时代的大量历史推断，因而才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之路。

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不仅来自人们深信以演绎推理所证明的经济学定理，也来自18世纪资本主义和文明的明显进步。相反，它之所以开始动摇，不仅是由于李嘉图发现了亚当·斯密所忽视的制度内在矛盾，而且也由于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上半叶成了“沉闷的”而非充满希望的科学。人们自然仍可这样认为，那些［如同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发表的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 ）中所论证的那样］应该徘徊在饥饿边缘的穷人们，或者那些（如李嘉图所论证的那样）因采用机器而受苦之人的不幸，[3] 仍然构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这种幸福碰巧远比所希望的要小而已。但是，这类事实，以及从大约181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扩展所存在的明显困难，都给乐观主义泼了一瓢冷水，并激起了批判性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对“分配”的研究。这与亚当·斯密那代人主要关注的“生产”，恰成对比。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堪称推演严密的杰作，就这样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引入了早期经济学家下注预言的自然和谐之中。它甚至比亚当·斯密更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如预期一样经由减少必备的燃料供给，而使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学说只需稍加发展，就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理论。然而，李嘉图不仅拥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技巧，同时也热情地支持大多数英国实业家所赞成的实际目标（自由贸易和反对地主），因此有助于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给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地位。基于实际的目的，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改革突击队，遂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武装。反过来，受到英国工业和贸易成就支持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就，又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基本上是英国人的学科，使法国经济学家（他们至少在18世纪也同处领先地位）退居于过时者或辅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经济学家变成零星分散的游击者。更有甚者，它们还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自由进步的重要象征。巴西于1808年（远早于法国）为这个学科设立了教授席位，并由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广者萨伊（J. B. Say，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温（William Godwin）出任。1823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大学开始以李嘉图和老穆勒的著作作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时，阿根廷才刚刚取得独立。不过，阿根廷还是落后于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统治者的实际经济行为，使欧洲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毛骨悚然。而这一事实与他们所执着的正统经济学毫无关系。

在政治学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严密又不一贯。理论上，它依然分为功利主义和顺应古老自然法和天赋权利的两个派别，而后者占主导地位。在其实际纲领中，它仍挣扎于两种信念之间。一种是对人民政府，即多数人统治的信念。这符合它的逻辑，并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实际造成革命并且在改革层面施加有效政治压力的，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论点，而是群众的动员。[4] 另一种是对有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介于“激进主义”和“辉格主义”之间。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实行了统治（即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为它牺牲），那么，能够依赖这个事实上的多数（“最多最穷的阶级”[4] ）来保障自由，来实施显然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吗？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之所以使人惊恐，主要是因为总是在神父与国王支配下的劳苦大众，实在是太无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进了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算计的附加危险，例如在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着（而有些已十分明显）这种危险。在国外的温和辉格党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危险：在经济思想上尊奉纯亚当·斯密学说的柏克（Edmund Burke）[5] ，在政治上却公开退回到信仰传统美德、连续性以及缓慢而有机增长的非理性主义，并自此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主要支柱；欧洲大陆各地的自由主义现实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种对选举权施以财产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必要时，任何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旧式专制主义都行。在1793—1794年之后，只有极端不满或者极端自信的资产阶级，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准备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中，他们仍拥有获得劳苦大众恒久支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