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第7/10页）

因此在西欧，工人阶级或城市革命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真实的危险，虽然在实际上，大多数像英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工业国家，政府和雇主阶级都以相对（而且有理由）平静的态度处之：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曾因庞大分散、组织不良而且领导低劣的宪章派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7]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在鼓励革命者和威胁统治者方面贡献甚少。在英国，当一股砸毁机器的骚乱浪潮，于1830年底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饥饿工人中迅速蔓延开时，政府曾感到一阵恐慌。在这次自发、广泛，但被迅速平息的“最后的工人暴动”中，[8] 可以看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参与暴动者所受到的惩罚远比宪章分子严酷许多，也许是因为大家害怕将出现比改革法案时期更加紧张的政治形势。然而，农业动荡很快便回复到政治上不那么可怕的状态。在其他经济先进地区，除德意志西部以外，很难期待或想象会有任何重大的农业革命发生，而大多数革命者所秉持的纯粹城市观点，对农民也不具吸引力。在西欧（不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只有爱尔兰才有广大而特有的农业革命运动，由诸如“丝带会”（Ribbonmen）和“白男孩”（Whiteboys）之类广泛存在的秘密恐怖会社发起。但是在社会和政治上，爱尔兰与其邻国是属于不同的世界。

因此，中产阶级激进派，即那群不满的实业家、知识分子和发现自己仍在反对1830年温和自由派政府的其他人，便因社会革命问题而告分裂。在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分裂为二，其一准备支持宪章运动或与之共同奋斗的人，例如伯明翰或斯特奇（Quaker Joseph Sturge）的全面普选联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其二则坚持既反对贵族也反对宪章运动，例如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不妥协者占了优势，他们相信其阶级意识的更大一致性，相信他们大笔花费的金钱及其宣传和广告机构的效率。在法国，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官方反对派的衰弱和巴黎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动摇了两者的分裂。激进派诗人贝朗热（Béranger）在1848年2月革命后写道：“所以我们又再次成为共和派，这也许太早了点，太快了点……我应该更喜欢比较谨慎的程序，但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的时间，也没有集聚的力量，更没有决定行进的路线。”[9] 在法国，中产阶级激进派与极左派的决裂，要到革命后才发生。

对于可能组成西欧激进主义主力大军的独立手工业者、店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技术工人联合一气）来说，该问题的压力没那么大。作为小人物，他们因同情穷人而反对富人；作为小财产拥有者，他们又同情富人而反对穷人。但是这种同情的割裂，虽会导致他们犹豫不决，却不会带来政治忠诚上的大变化。在关键时刻，他们尽管软弱，也还是雅各宾派、共和派和民主派。在所有的人民阵线中，他们是一个动摇的成分，但也是一个不变的成分，直到潜在的剥夺者实际掌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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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欧洲的其他地方，不满的小乡绅和知识分子，成为该地激进派的核心，这使问题严重许多。因为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常常与地主和城镇居民分属不同民族。在匈牙利，地主和城镇居民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波兰东部是乌克兰人，而在奥地利的部分地区则是斯拉夫人。而那些最穷、最没效率的地主，亦即最无法放弃其地位收益的地主，往往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家公认，当大批农民仍处在愚昧无知和政治消极状态时，农民支持革命这个问题就不像它理应具有的那样直接，但其强烈程度却不曾稍减。及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连这种消极态度也不再是理所当然。1846年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奴起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尽管是像这种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巧言夸饰的。从经济上看，像东欧这类落后地区，其现代化必须依靠农业改革，至少得废除仍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中顽固存在的农奴制度。从政治上看，一旦农民开始活跃，革命者无疑必须有所作为来满足其要求，至少在革命者正与外来统治者作战的国家应当如此。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农民拉到自己这边，反革命分子就会把他们吸引过去。合法的国王、皇帝和教会，总是占有战术上的优势，传统农民信任的是他们而不是地主，且原则上仍准备从他们那里获得正义。如果需要的话，君主们随时准备挑动农民去反对乡绅：1799年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毫不犹豫地挑动农民去反对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1848年，伦巴底农民高喊“拉德茨基（Radetzky）万岁”，并向这位镇压民族主义起义的奥地利将军欢呼“处死地主”。[10] 在未开发的国家里，摆在激进派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与农民联合，而是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赢得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