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第10/10页）

在难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结成组织，时而讨论、争吵，时而往来、指责，并且策划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的国家。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第为拉丁美洲各国的自由而战），他们实际上成为革命斗士的国际军团。1831—1871年间，欧洲各地没有任何一次起义或解放战争，是在没有波兰军事专家或战斗分队的协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并非唯一这样做的人。（自称是）丹麦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后为希腊（1821年）、波兰（1830—1831年）而战。身为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许有点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纳维亚成员，他也曾在返欧参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过重洋，为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合众国而奋斗，并为此留居纽约；同时出版题为“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等作品。

共同命运和共同理想，把这些流亡者和侨居者联结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面临相同的贫困和警察监视、非法通信、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密探等问题。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将它的共同敌人团结在一起。而当以解释世界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后，将知识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时，更为这个城市的亮丽魅力增添了一分严肃的吸引力。（“如果没有法国女人，生活将失去意义。但是当世界还有这么多阴暗面时，得了吧！”[17] ）在这些避难中心，流亡者组成临时的但经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团体，同时策划着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赞成对方，但却相互了解，知道命运是共同的。他们一起准备和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1848年，它到来了，而且失败了。

[1] 实际上它只具有一个比1791年限制更多的选举权。

[2] “六点要求”包括：一、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无记名投票；三、平等选区；四、议员有薪制；五、每年召开议会；六、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

[3] 英国人通过19世纪20年代接触到的自由派西班牙难民，而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感兴趣。英国的反天主教教义，在将西班牙的抗争潮流——反映在博罗（George Borrow）的《西班牙的圣经》和默里（Murray）著名的《西班牙手册》中——转移到反王室正统派（anti-Carlist）一事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4] 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

[5] 然而，在小农制、佃农或次佃农的少数地区，如罗马涅或德意志西南部地区，马志尼类型的激进主义在1848年之后，成功地组织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