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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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20余年的战争，对欧洲政治结构造成的影响。但是战争的实际过程、军事动员、战役的结果是什么，以及随之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的后果又如何呢？

矛盾的是，除几乎肯定比其他国家伤亡更大、间接人口损失更多的法国本身以外，与实际流血关系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人们，有幸生活在两大野蛮战争（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这些战争以真正骇人听闻的方式蹂躏世界。受1792—1815年战争影响的地区，即使是军事行动持续时间比别的地方都长、群众性抵抗和报复使之变得更残酷的伊比利亚半岛，其所受到的蹂躏也不及17世纪“30年战争”和“北方战争”中的中欧和西欧，不及18世纪初的瑞典和波兰，或20世纪国际战争和内战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区。1789年之前的长期经济改善，意味着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恶性流行病，不会使战争和劫掠的破坏过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后是这样（主要的饥荒时期发生在战后的1816—1817年）。每次会战都趋于短暂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对来说为轻型武器和机动大炮——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破坏力并不很大。围攻战不太常见。炮火可能对住宅和生产工具的破坏最大，但小房屋和农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前工业经济中，真正难以很快恢复的物资是树木、果园或橄榄园，它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来，但在工业地区，园林似乎并不太多。

因此，因这20年战争而造成的纯人力损失，按现代标准来衡量，并不显得特别高，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试图去计算这些损失，而我们所有的现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似于推测，只有法国和几个特定场合的伤亡人数例外。和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或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约60万的死亡人数比较起来，这20年时期约100万人[7] 的战争死亡数字并不算多。而如果我们还把当时饥荒和时疫特别厉害的致死力考虑进去，对20余年的全面战争来说，即使是死200万人也不显得杀伤力特别大。据报道，西班牙延续至1865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便造成了236 744人死亡。[8] 事实上，也许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其人口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

除交战人员以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是偶尔间接地打乱了正常生活，如果有打乱的话。简·奥斯汀笔下的乡村家庭照样做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笔下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人，他们对外国占领时期的回忆，好似一件小逸事，而不是戏剧性大事。老库格尔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萨克森（欧洲的“斗鸡场”之一，那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吸引了各国的军队和战斗，好像只有比利时和伦巴底可与之媲美）的童年时，仅回忆起军队向德累斯顿（Dresden）开拔或宿营的奇特时光。大家公认，卷入战争的武装人员数量，要比以往战争的正常人数多得多，尽管按现代标准并不算特别多。即使征兵，也仅征召了应征人数的一小部分，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的黄金海岸省（Cȏte d’Or）只提供了35万居民中的1.1万人，占总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间，被征召的人数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足足征召了居民总数的21%。[9] 但在绝对数字上，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征兵法》，可能武装了63万人（来自理论上可征召的77万人）；1805年，拿破仑在和平时期的兵力约40万人；而1812年对俄战争开始时，若不算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法国部队，其庞大军队由70万人所组成（其中30万为非法国人）。法国的几个敌国经常动员的人数少得多，因为（英国除外）它们持续停留在战场的人要少得多，同样也因为财政上的困扰和组织上的困难，常使充分动员变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据1809年的和约，奥地利人在1813年有权拥有15万军队，但实际只有6万人可用于作战。另一方面，英国人保持了一支动员人数极为庞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有足够的拨款，可供养一支30万人的常备军和14万人的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所能承担的人力负荷，要比法国人多得多。[8] [10]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尽管用20世纪的伤亡标准来衡量，并不算特别大；但奇怪的是，伤亡实际上很少是敌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间，英国死亡的海员中，只有6%或7%是死于法国人之手，而有80%死于疾病或事故。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奥斯特里茨会战的伤亡人数中，只有2%是实际战死的，也许在滑铁卢会战中，这个比例有8%或9%。战争中真正可怕的风险被忽略了，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卫生方面的无知，是这些因素屠杀了伤兵和俘虏。若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例如热带），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个人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