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7/16页）

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

不管戴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多不寻常，其实都只不过是隐喻地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立法者面临的恐惧：他们越来越害怕美国将要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逼入困境。在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会乐观地认为任何新来者都可能被美国化，而犯罪统计又引发了深深的担忧，因而许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弗雷德·珀内尔（Fred S. Purnell）所说的，“美国人民的祖先思维清晰、有自治能力。他们与这群正在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国血管的不负责任、破产的废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来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随后又忙于辩论设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国会的辩论中充斥着优生学的观点，其鉴定证人哈利·H·劳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优生学档案局局长，也是旨在改善美国人口的极端进步主义“优生绝育”的倡导者。“通过种族隔离、绝育，或者其他方法让美国那些堕落的人口变得不能繁育，”劳克林提出，“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准备好“实施那些看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但其实并不是的法律”。他劝告说，“那些优生学倡导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们当中更好的家族，他们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将移民的自然素质作为是否允许他们移民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不去考虑种族、语言，以及当前的社会或经济状况”[10]。

伴随着这种新的对繁殖和生物学规律的强调，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界上层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维斯都强调教育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有些种族永远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国人的风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决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为之提供了保障。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紧急限额法》，根据不同的国籍设置了更低的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限额。理论上，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之前——换句话说，即东欧移民数量增加之前——那个国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数的2%。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没有遭到限制，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个法案将美国从一个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转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封闭社区。山巅之城如今有了相当高的围墙，成为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圣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

事实上，这扇“金色大门”关得太迟。有些人认为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毁灭，但它其实最终是这个国家的救赎。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据称基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在首都中心肆虐横行的三K党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纽伦堡集会在美国的变体。关键是要记住，就在美国最终废止开门政策的同一年，也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最终承认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权。然而对于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法案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权利被移交给了各个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案的确凸显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派”文化特殊性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取代之前基于同化的大熔炉民族主义理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