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6/15页）

图45 《莱曼·豪在电影行业创造的新奇迹》（纽约：库里耶印刷公司，约1898年）。这张海报宣传了一家剧院将要上演一部关于美西战争海战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镜头记录下海战的真正场景，而是一种原景重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利用电影工作室中的模型对这场海战进行的模拟。19世纪末的观众已经很熟悉这种电影，以及这种历史事件的“舞台”呈现——它已经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这种做法非常普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本质上讲，观众试图想要从这种娱乐中证实信息，而不是追求逼真的效果；这些作品的目的和效果都指向爱国主义，同时也是20—21世纪常见的、从美国视角拍摄的大量战争电影的先驱。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942）。

对于参与过内战的一代人，或者那些在内战的回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当时的国务卿和前亚伯拉罕·林肯私人秘书约翰·海（John Hay）描述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也许看起来只是一场“辉煌的小战争”，即使有些人认为它的影响甚广，从某些角度看，也不完全是辉煌壮阔的。美西战争第一次见证了内战中曾经的敌人并肩作战，而不是兵戎相见。在1896年，阶级冲突对于民主党来讲尤其是一股分裂力量，而内战的阴影只是提醒着美国人不要忘记旧伤疤。不过，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些伤口便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冲突背景下愈合了。这场冲突在一种更加野心勃勃的美国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将从前的敌人团结在了一起。

不过，这种国家主义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吞并海外帝国至少不是它唯一的动力。内战一代已经将一种复杂的遗产传承给了它的国家，而这并不仅仅是指内战老兵自1868年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行政领导力量。这场冲突在文化影响和仪式上都造成了影响，并且在南北双方各类退伍老兵组织，尤其是联邦的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简称GAR）的支持下，其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典礼。当新一代美国人学习每日背诵效忠誓词，并向一面意义远在划定国土边界之上的旗帜敬礼时，它就回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教室中。简言之，它象征了一种国家使命和一种军事遗产。

前联邦士兵，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助理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895年向新一代年轻人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他所谓的“士兵的信仰”。霍姆斯指出，到了19世纪末，战争已然“过时”，如今“世界渴望的”是“商业利益”。不过，霍姆斯本人对于一个也许让“慈善家、劳工改革家和时尚人士”感到“生活舒适，不经历任何麻烦和危险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于国家的爱”基本就可以等同于“一个老妇人的故事”。霍姆斯带着极大的轻蔑批评现代人“对于各种痛苦的逃避”，还严肃地建议他的听众们“不要为舒适的生活祈祷，而要为战斗祈祷；在对于公民生活的怀疑之上要保持士兵的信仰”[10]。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就这一点来看，霍姆斯的这种祈祷已经得到了回应。不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很多他的听众和这些听众的国家，都将有理由思考士兵的信仰的完整意义，以及美国进入到20世纪之后所要面临的商业与战争之间的崎岖之路。

新国家主义

“对英雄主义的信仰诞生于英雄主义之中。”霍姆斯曾如此宣称。这些话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能产生共鸣——西奥多·罗斯福。当麦金利被暗杀时，总统的权力突然降临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头上。不过罗斯福从不缺乏权威，他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1901年，42岁的罗斯福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已经奠定了自己实干家的名望。这一名望主要来自于1898年，罗斯福率领军队攻占了古巴圣地亚哥附近的圣胡安山。不过，罗斯福和他的“莽骑兵”，也就是他召集的志愿骑兵队，并不是唯一在这场战役中扬名的部队。非裔美国人军队在美军的那场胜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在欧洲战场总指挥的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中尉强调了这一事实：“白人部队和黑人部队，正规军和莽骑兵，他们代表了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并肩作战，”潘兴赞叹道，“毫不在意种族或肤色，也不在意指挥官是否是前南方联盟的军官，他们只关注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职责。”[11]

潘兴对于他指挥的军队可以摒弃种族差异感到十分自豪，但这并不意味他可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罗斯福同样也不能。两者都在与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中产生的种族分裂苦苦斗争。在理论上，他们都渴望这种公民国家主义，但在实践上又经常否定它。从圣胡安山山顶传来的故事主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国家，而是个人英雄主义，并且这里所谓的英雄就是罗斯福。实际上，在罗斯福的形象塑造中，融合了美国国家主义中大量相互矛盾的方面与一些杜撰的神话。罗斯福看起来就是美国梦的代言人；他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出身富裕，但却是在疆场上铸就个人命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