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11/13页）

对于刚刚到达切萨皮克且富有的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来说，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机遇。他并没有像无地者那样被剥夺公民权，同时也有能力在詹姆斯敦殖民地的上游购买规模可观的耕地。很快他就成为弗吉尼亚议员。在任职之后，他猛烈攻击伯克利和当地土著，不加区分地摧毁精心培育的附属部落的关系，并以此激怒殖民地总督。殖民地财富短缺，烟草价格又一直下跌，这些问题使殖民地人心惶惶。培根则恰好利用这一点，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土地的缺乏导致殖民地人心动摇，这给他的篡位提供了时机。进而通过挑起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尤其是友好的奥卡尼切人的不满，培根将这种机遇变为现实。培根叛乱声势渐起，激发了白人社会的热情，在1676年9月导致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覆灭。在同年9月，培根因为痢疾去世，这场叛乱才得以终止，培根的支持者随后接受了审判和刑罚。

对于英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弗吉尼亚白人社会来说，培根叛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菲利普王战争一样，培根叛乱标志着白人对于切萨皮克地区阿尔贡金民族的态度从此发生转折。这一切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培根本人。对于土著人的恐惧和敌意由来已久——对此，爱德华·沃特豪斯在1622年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但伯克利这样的领导者一直都在试图压制这种恐惧和敌意，他们认为白人不应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事实上，按照1646年与波瓦坦部落联盟签订的条约规定，殖民者不得擅自闯入约克河以北的所有土地。但是随着培根叛乱的发生，印第安人聚居地和白人殖民地之间的分界线如同友好和敌对的土著人一样难以分辨。虽然伯克利非常明白两者之间存在区分，但镇压培根叛乱时，他被迫公开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当他建议军队“不该宽恕任何印第安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时，可能只是为了申明自己保护英国殖民地的意愿。然而不幸的是[24]，这种对土著民族不加区分的立场反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引起了很多英国殖民者的共鸣。如果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的话，那么所有条约都应作废、所有土地都能入侵，白人社会的扩张便没有界限可言。

扩张不仅会强化白人与土著社会之间的区隔，同时也会为美洲白人相较于其他种族的独特身份设定标准。培根叛乱向弗吉尼亚的领导者证明了切萨皮克地区的白人社会内部也有可能产生暴乱。同样，这场叛乱也告诉弗吉尼亚的领导者，拥有一个外部的文化“他者”可以将白人社会凝聚在一起。理论上讲，宗教是一条连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纽带，在切萨皮克殖民地，种族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虽然不同的英国殖民者在新世界的探险在地理上彼此区隔，时间和动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经历了17世纪的暴力冲突之后，在对待土著民族的问题上，却渐渐走向了非常相似的立场。在切萨皮克，烟草是争夺土地的动因；在新英格兰，白人社会的自然扩张本身便是动力。不过，因为烟草业的缘故，白人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需求无法仅由移民和契约满足。

显然，考虑到1622—1676年所发生的事件，爱德华·沃特豪斯希望通过奴役土著人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提议，至少在殖民地并不可行。弗吉尼亚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领导者并没有在奴役印第安人这个问题上有过任何犹豫，只不过出于自己内心的宁静，他们更倾向于将印第安人送到加勒比海为奴。然而就奴隶制度而言，眼不见并非心就不烦。终身奴役制为南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以及至少部分北方殖民地逐渐发展的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毕竟，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1年的官方法典上便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真正急需劳动力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特别是到了1660年以后，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持久、固定的劳动力。不过，没有任何人假定种族应该成为劳动力的区分标准。

女性在早期的切萨皮克曾是一种商品，但在一个居住者和移民都被标上价格的世界里，这并不稀奇。雇工在刚刚到达美洲时会被标价出售，如同之后的奴隶一样。在所谓的“出卖劳力抵偿船资”的移民体制之下，穷人免费搭船来到美洲，以为自己抵达时会有朋友或亲属为自己支付船资。而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出钱，他们就会像流浪汉、儿童、犯人一样被标价出售。当第一批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弗吉尼亚时，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这样一个世界之中，所以虽然他们看起来是被之后成为殖民地总督的亚德利所“拥有”，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可以和美洲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相提并论。在早期殖民时期，黑人和白人一样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过，随着白人文化与土著社会的建设性交流逐渐消失，奴隶制和美洲奴隶制度下的种族区隔也逐渐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