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发现的土地想象美洲（第9/12页）

波瓦坦部落联盟的帮助以及1610年、1611年英国运来的补给品都确保了这样的惨剧不会再在詹姆斯敦重演，但殖民地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走向繁荣。殖民地的首任总督德·拉·沃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副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颁布了《殖民地教会、道德和军事管理法》（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对殖民者开始强制实行军纪管理。管理法中对各种轻重罪行，小到偷一根玉米穗，大到亵渎神明，都做出处以死刑的规定。殖民者内部的关系既已如此紧张，其与波瓦坦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在1610年之后急转直下，也就不足为奇。在许多方面，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故事和西班牙殖民“黑色传说”之间有的都不只是一时的相似。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大自然的许诺之地，反而是一个能够夺人性命的地方。在皮萨切克上演的是与哥伦布大交流完全相反的一幕，在这次小规模交流中，遭殃的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殖民者。疾病和时常挑衅的当地土著共同让弗吉尼亚公司的计划泡了汤，挫败了他们想要在新世界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或者说一批相互扶持的殖民地的企图。尽管史密斯等人认为殖民者遇到的这些困境和“美洲地区的缺陷”毫不相干，但这些困难的确也是环境造成的。弗吉尼亚公司给1606年第一批殖民者下达的指示里曾提到过他们不应该“在低洼或潮湿的地方种植作物”，但詹姆斯敦的地址还是选在了一个有害健康的地方，到了夏季更是变得愈加有致命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高死亡率以及无法从这个曾经的应许之地获得任何食物与财富的困境并不意味着英国早期美洲梦的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尽管詹姆斯敦给出了和罗阿诺克截然相反的证据，16、17世纪的英国主流观点仍然是：新世界里的自然资源就算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开发，也还开发得远远不够。简言之，正如哈里奥特建议的那样，英国殖民者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英国的这种殖民信念，在托马斯·莫尔为人广泛阅读的著作《乌托邦》中就已经有了预示。莫尔根据“大航海时代”初期阿梅里戈·韦斯普奇的海上探险，写了《乌托邦》。他和哈克卢特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贫困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问题表示担忧。在莫尔虚构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乌托邦岛上，将过剩的人口转移到某些遥远的内陆殖民地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殖民地由乌托邦人治理，”莫尔告诉读者，“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双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给双方都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乌托邦人就会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在莫尔的半虚构世界里，反对这种驱逐将会导致冲突。他笔下的乌托邦人“认为如果某个民族放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发起战争就是完全正当的”。[9]

将近两百年后，在18世纪来临之际，英国知识分子仍在思考这些道德和实践难题。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探讨所有权和财产的性质时，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劳动赋予土地价值、确立土地的产权。没有劳动，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欧洲标准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他观察指出，“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然而，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于在新世界付出劳动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与土著部落共同创造一个多种族、舒适安逸的乌托邦社会。在他们的想象中，新世界和当地土著近似处于未开化状态，因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美洲的出现就是对美洲所有权的声明。在哥伦布等探险家以及格伦维尔等有意定居者的新世界探险之后，17世纪初期的美洲已不再是未知之地。不过在英国人的想象里，这个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还是被当成了一张空白的画布，上面投射着欧洲的诸多期望与抱负。

17世纪早期，英国对美洲的无限遐想带着明显的性别色彩，从其命名上就可窥见一斑。尤其是弗吉尼亚（Virginia），由雷利为歌颂“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伊丽莎白一世而命名，这片土地不只被描述为伊甸园或处女地，更是常常直接被比喻为处女。雷利对圭亚那有一句描述很出名，他称圭亚那“是一个还有着处女膜的国家，她从未被洗劫过，不曾有过半点改变或变革”。这种女性化的描述不只存在于雷利笔下，也不只局限于美洲南部。不管是在早期的描述性文献、还是在后期的宣传性文章中，都出现过类似的表达，形容弗吉尼亚的魅力时必会提及这类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殖民修辞：新世界不仅是一片等待男性探险家和冒险家去征服的土地，还是一块潜在的孕育着物质可能、有着繁育能力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界是英国移植的胚胎，是英国梦的继承者。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哈克卢特将弗吉尼亚比作雷利的“新娘”，告诉他这位新娘将会“很快繁衍出大量的新后代，让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欣喜不已，也让那些轻率鲁莽地指责她不孕的人羞愧难当”[10]。受到都铎王朝时期对繁殖力的迷恋的影响，这种描述新世界的语言可能也许不足为奇，但其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