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第8/10页）

简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奥地利在各个战线都要吃败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后获皇帝任命为总司令的弗里德里希大公，识见不足，无法修正康拉德的决定。与五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里茨尔——见面后，奥芬贝格觉得他乏善可陈：“我们简短聊了些琐事；一如这类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这位仁兄让人觉得无可救药的平庸；由他统领两百万大军，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条出路可避掉这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英国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拜访贝希托尔德，表示愿意帮忙，并提醒这位外长绝不可再“漠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争吵的）欧洲层面”。如果贝希托尔德继续漠视，会有一场把所有大国都卷入的世界大战。贝希托尔德告诉英国大使，俄国人不会插手，“因为我们会（向俄国）保证我们无意扩张领土”。[62]贝希托尔德如此谨慎之人，对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国人为开战推了最后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约瑟夫同意以“贝尔格莱德或其他要塞”的控制权为担保，确保塞尔维亚与维也纳合作调查暗杀阴谋，一时之间似乎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这条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场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都发出最后通牒。“勿接受英国为消弭战火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毛奇指示康拉德，“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愿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

其实，毛奇应该还要补充一句，欧洲全面战争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因为贝特曼已严正表示，“未来是俄国的天下，俄国越来越壮大，像越来越深沉的噩梦重重压在我们身上”。[63]只有战争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国壮大，或者说柏林是这么认为。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这些意见的交换，证实德国和奥地利是掀起这场战争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事，则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毛奇写信告诉贝特曼·霍尔维格，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诸大国会“相互厮杀”，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几乎整个欧洲的文化会毁于一旦，数十年无法恢复”。[64]但不要紧。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觉得他们现今享有的军事优势，会在两或三年内被俄国、法国的大规模军事整备计划压倒。那些计划将使俄法两国拥有更多兵员、火炮、基础设施，使靠着一九一三年的庞大军事支出计划而这时仍占上风的德国，将得在公平的立足点上与他们较量。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告诉康拉德：“拖得越久，我们的胜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也苦于国内的政治乱象。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德国首相已有五年，却从未能在国会掌握可靠多数；他的职责已沦为让国会通过庞大的陆海军预算，抵御社会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法兰西万岁！”），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盘上每个说德语的学校和官员的波兰人。推动战争的势力太强，贝特曼想挡可能也是螳臂挡车。这位总理抱怨，“在军事活动方面”，他未“得到充分告知”，“开战的决定是在德皇周边的封闭小圈子里做出的”。[66]后来奥地利人忆起柏林这些焦虑万分的决策者“害怕、紧张、迟疑、神经质”的特质。他们先后于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国、法国鲁莽宣战，缺少了“俾斯麦审时度势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国不情不愿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个西欧为单一强权所宰制”时，德国人的反应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个敌人，只是多了一个紧密团结、战斗到底的理由。”[67]

奥匈帝国的宣战行动，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这种心态。奥匈帝国八月六日才不情不愿、有气无力地向俄国宣战，而其理由，一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鉴于俄国在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里摆出的威胁姿态”。康拉德满怀悲观——将伤害他对整场战事之运筹帷幄的一种悲观——严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胜算大概还不小，但如今，我们是va banque”。[68]这番宣示完全未能稳住民心士气，因为va banque是赌徒术语，意指拿庄家的所有赌本对赌，“赢则全拿，输则赔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现得好像他是整个情势的无辜受害者，而非情势的主要推手。蒂萨继续阻挠，主张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路线，坚持要贝希托尔德“打消（奥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为时已太迟。在申布伦宫安静的房间里，老皇帝已无奈接受侵略路线。他一语不发地坐着，如他的副官所说的，相信“我们名正言顺的目标”可成。这位副官，阿瑟·博尔弗拉斯将军，对未来颇为乐观。他在写给人在萨拉热窝的波蒂奥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再次高呼‘许多敌人，好多荣耀。’”[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