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第2/7页）

对于佛罗伦萨的市民来说，这场会议无疑是一次盛事。留着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们衣着艳丽、头饰奇特，再加上跟随着他们的摩尔或蒙古仆人，更别说那些一同到来的奇怪动物，无不让佛罗伦萨人感到新奇有趣。这些场景更为佛罗伦萨的画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从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到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最终，在特拉韦尓萨里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亚（Nicaea）大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单独商议之后，双方终于在圣灵这一敏感问题上妥协，也打开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路，诸如教皇对东罗马帝国教会的部分权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条款的关键文件最终于1439年7月5日庄严签署；次日在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戏剧性的声明被正式公布：“愿上天喜乐、众生欢欣，为这阻隔东西方教会的高墙已经倒塌，平静与和谐重降人间。”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不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