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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让我举出我头脑中跳出的几个造成这一问题产生重要发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书，牛栏坚持新闻导语必须表达该文件并不重要的立场，结果传达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让《纽约时报》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书，对于芬尼的第一篇报道，牛栏将其强制扼杀，这篇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时报》的实质，以及基于迪安·腊斯克告诉卡特利奇的消息对一条导语的更替。

3.去年1月对曼斯菲尔德的报道，拒绝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来进行报道，而首发新闻被巴黎《先锋论坛报》所抢得，坚持报道被插入到一篇有关德克森的相当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根本没有刊发那篇文章，不像《华盛顿邮报》和《明星纪事报》。）

4.对于肯尼迪第一篇有关越南的长声明，西顿拒绝承认这篇报道的重要性，直到经过长时间有关电视剪辑不会显示肯尼迪话语重复之后，他才对其予以承认。

我们可以在这里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我们应该很快停下来。一个记者要尽其最高水平拿出与《纽约时报》的想法相符合的华盛顿报道，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