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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晨稍晚，西顿告诉他，肯尼迪的人正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给了科里一个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的电话号码。科里拨通了这个号码，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阵沉默，接着肯尼迪的前讲话稿撰写人，35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来到电话机旁，告诉科里这个新闻发布会将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举行，如果科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早一点先到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

科里来到了这个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联合国广场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墙塔楼，一个守门人恭敬地向他问候，问是否需要帮助。“参议员的公寓。”科里说。“噢，好吧，”守门人说，似乎感觉到了科里是谁，他给大厅旋转门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这个卫士笑着领科里走向电梯。使科里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守门人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想象一个低级的守门人通常是会先打电话的。他通过了某种小小的检查，科里站在电梯之中时想看这一点。

女管家领科里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四周是大玻璃，墙上有一些画，橱窗上有肯尼迪总统和亲属的照片，有一种奇怪的没人居住的气氛。房间里有两部白色的电话机，也许每一个上面有六个键，有几个人坐在或站在房间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温走向前来，他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皮肤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记者。他把科里介绍给伯克·马歇尔，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纤弱的44岁律师，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发言人；约翰·西根塔勒，39岁，一个看起来不文雅的纳什维尔报人，据说是他帮助罗伯特·肯尼迪发掘了证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证据；弗兰克·曼凯维奇，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秃顶的人，42岁，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和一个好莱坞制片商的侄子。

科里一开始先问伯克·马歇尔能否向《纽约时报》提供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尸体解剖照片，在这些照片交给联邦存档前马歇尔曾给肯尼迪家族看过这些照片。但马歇尔拒绝了，迅速地把话题转达到曼彻斯特的书上，回顾了事情发生的过程——手稿何时完成的，谁读过它，肯尼迪夫人的异议是什么。约翰·科里听着，不时地点头，做笔记。但叙述中的他经常提醒自己，我现在得知的恰恰是他们想告诉我的。但他想，这已经足够了，他发现自己喜欢肯尼迪周围有这些精明的人。科里的问题，甚至是那些他认为是挑衅性的问题，没有一个能扰乱马歇尔或古德温的镇静或耐心，也没有使他们产生肯尼迪家族处在劣势的印象。科里问道：“这本书不是使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关系紧张了吗？”其中一个人温和地非正式地说：“鲍勃·肯尼迪在这本书里被描写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于他。

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然后古德温解释说，他们还要开一次工作会议，希望科里不介意单独去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而他们则要挤进一辆汽车里。科里和蔼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他都禁不住要称赞他们的通情达理，他们按他们后台的小计划使他消除了敌意的方式。科里提醒自己，他们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纽约时报》，如果我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坚持注重事实。在任何一篇这样的报道中犯一个错误，这些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骑到西顿的头上，向苏兹贝格本人发牢骚。尽管如此，科里还是觉得在这四个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们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觉得在他们周围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他想，这也许是因为古德温的皮肤不佳，或者是因为伯克·马歇尔以一种尖细的声音说话，或者是因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图案的衬衫、打了一条低劣的领带，或者因为弗兰克·曼凯维奇是一个大烟鬼。科里，现在一天要抽三包烟，但还是没法忽视曼凯维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烟的事实。

15分钟后，科里走进了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大楼14层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房间内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靠墙有四个灰色的铁柜，上面放着20个信夹，地板上是薄纸板箱，其中有一个上面用墨水标记着“捐给图书馆”。墙上的一个小彩色照片显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总统在后面。肯尼迪夫人没有出席这次聚会，但科里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书帕梅拉·特纳，她穿一件破旧的开襟羊毛衫，她的头发是松散的，没有化妆。科里很快就毫无缘由地不信任她了。

过了一会儿，伯克·马歇尔和古德温、西根塔勒、曼凯维奇走进来。马歇尔主持会议，立即开始就曼彻斯特的书发布新闻。他提出了一些事实，恰恰就是按一个小时前科里听到的顺序。科里笑了。现在他想到，他已经为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次彩排。他几乎可以肯定，在他们来肯尼迪夫人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分析了他对这次争论知道了多少，观察了他对他们告诉他的事情的反应，并且从他的提问中预先了解了其他记者会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奏效的——科里的问题现在正被其他记者所重复，肯尼迪的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