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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的讲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仅靠《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场军事入侵,尽管这种观念对许多看重《纽约时报》对华盛顿的说服力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纽约时报》在全文发表丹尼尔的讲演稿时漫不经心地给自身注入了一种新见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认了《纽约时报》编辑之间存在着的不和,新闻编辑部存在着的愤怒和烦恼。对于许多不知情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创始性的新发现。他们或许想象《纽约时报》的内部更接近于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静尊贵的大教堂,灰衣女士[注: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称the Grey Lady,是《纽约时报》的别称,嘲讽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与风格。]之家。也许几年前《纽约时报》更像这个样子。但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不是这样了。

表面上看,《纽约时报》的情况是不错的——发行量比任何时候都高,按行计费的广告数在上升,金钱滚滚而来,报纸的声望和权力在扩大。但随着这家报纸的增长,它已经变得极不好管理,办公室王国兴旺起来。在最近的几年,一场平静的革命已经在时报社内部进行着。这场革命因其策略和计谋而见特色,而丹尼尔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单是意见的多样化,高层人士的自负和口味,还有哲学上的差异,这一切使报社的老人同年轻人分化开来。老人担心这家报纸丢掉了它的传统,而年轻人却觉得传统成了累赘,甚至在掌握报社所有权的家族成员中,在大家长阿道夫·奥克斯的继承人中也有重新评价和怀疑。奥克斯在世纪之交从田纳西查塔努加来到了纽约,购买了处于衰败期的《纽约时报》,使它复活起来。当奥克斯1896年购买这家报纸时,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下降到了9000份,比该报1851年创办才10天时的发行量还少。到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报纸的每日发行量是46.5万份。这一数字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以来还有过几次更好的变化。然而,在许多方面《纽约时报》仍然是奥克斯的报纸,是他的神龛,他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响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

白发苍苍的傲慢的奥克斯画像就挂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也挂在所有其他高级编辑的办公室里。奥克斯的一座铜像就伫立在走廊上,而且还立在14层楼上,那里是股东和董事们开会的地方。奥克斯的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展示在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以及《纽约时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分社里。直到最近几年,那些在这个机构里成长起来的编辑也还是对奥克斯的原教旨主义最恭敬的人。报酬最高的记者是那些报道最客观的、最准确的,并且意识到《纽约时报》每一句话分量的人。然而,这种意识经常窒息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写作,但在《纽约时报》,他们就感觉到了责任,形成了过于谨慎、严格和呆板的风格。在奥克斯的时代,呆板根本不是过错。呆板一点儿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强,只要他们仍然忠实于奥克斯的原则,有责任感并且谨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纽约时报》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会受到公正的待遇,不会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骗和工作不稳定的事情。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不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世界生存的威胁似乎也没有扰乱《纽约时报》大楼内部的平静。《纽约时报》单独地、稳固地、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如果它有时有点儿顽固,失去了同民众思潮的接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像奥克斯一样,它决不是轻薄的。《纽约时报》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它的领导人感觉到了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比起国务活动家和将军来更不可能撒谎。《纽约时报》是《圣经》,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携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作现实来接受的生活观。人们按照一种简单的理论来接受它,即凡在《纽约时报》上出现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盲目的信仰使得《纽约时报》的许多人成了修道士——许多人,但不是全部。《纽约时报》的有些人曾经不是那么真实,或者说风格不真实,或者说从做记者的角度来讲不真实,或者他们是太诚实,争议过大以致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报纸的利益,二者经常是一回事。毕竟《纽约时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和国家一起繁荣的。《纽约时报》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经常也是对《纽约时报》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