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7/13页）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20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面，大规模的人事裁减也成家常便饭，例如国家机关、金融业，以及就科技而言重复多余的大量办公室型工作等等。不过对于全球性经济而言，一时将不致造成直接威胁，只要旧市场的相应萎缩，可以由世界其余地区的扩张相应弥补即可。或者说，从全球观点而言，只要实际收入增加者的人数，其增长率始终超过其余人口即可。用更残酷的口吻说明，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无视一小群贫穷国家，径将其列为无关大局的经济末节，那么，它自然也可置本国境内的穷人于不顾，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费者人数够大够多即可。从企业经济观及公司会计学的高台鸟瞰下顾，谁需要那占美国人口10%，从1979年以来实际时薪直线下降几乎达16%的一群？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6] 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供答案；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处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第一，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第二，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导了80年代，并在苏联体系倒闭后志得意满的经济自由化及“市场化”高调，事实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加以所谓“休克疗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败涂地，已经令许多此前的兴奋相随者进行反思——1993年的经济专家顾问竟宣称“也许马克思毕竟没错”。这种话在以前谁能料到？然而，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例如社会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像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但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1993年12月24日）：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豪富回流。

随着21世纪的脚步日近，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