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7/13页)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20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面,大规模的人事裁减也成家常便饭,例如国家机关、金融业,以及就科技而言重复多余的大量办公室型工作等等。不过对于全球性经济而言,一时将不致造成直接威胁,只要旧市场的相应萎缩,可以由世界其余地区的扩张相应弥补即可。或者说,从全球观点而言,只要实际收入增加者的人数,其增长率始终超过其余人口即可。用更残酷的口吻说明,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无视一小群贫穷国家,径将其列为无关大局的经济末节,那么,它自然也可置本国境内的穷人于不顾,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费者人数够大够多即可。从企业经济观及公司会计学的高台鸟瞰下顾,谁需要那占美国人口10%,从1979年以来实际时薪直线下降几乎达16%的一群?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6] 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供答案;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处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第一,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第二,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导了80年代,并在苏联体系倒闭后志得意满的经济自由化及“市场化”高调,事实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加以所谓“休克疗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败涂地,已经令许多此前的兴奋相随者进行反思——1993年的经济专家顾问竟宣称“也许马克思毕竟没错”。这种话在以前谁能料到?然而,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例如社会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像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但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1993年12月24日):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豪富回流。

随着21世纪的脚步日近,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