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8/14页）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控制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主义”（revisionism）而被戴上这顶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领导们拥有绝对不会出错的圣质（单个人拥有这种天才已难以想象），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

就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它在根本上便属于一种激情的个人承诺，它是一组希望，一组信仰，具有某种世俗宗教的特点——不过论其宗教性，并不见得多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群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的，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不过大家都知道，左翼党派内部素来喜欢争辩，因此个人崇拜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苏联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我们也可以说，在列宁一手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所谓正统性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实用性的理由出发，而不仅是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列宁就如同一名杰出的将领——其人基本上属于计划行动的好手——他可不要队伍里人人有意见，个个议论不休，因而造成实际效率的损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讲求实际的天才们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见最对最好，因此没有多余的工夫去听他人纠缠。就理论上而言，列宁属正统派，甚至可说是一名激进主义的马克思门徒。因为他很清楚，像这样一个以革命为基本要义的理论，若对其要义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促使“妥协修正”意见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毫不迟疑，着手修改马克思的观点，并任意增添内容；同时却为自己辩称，实质上始终忠于伟大导师的教诲不变。在1917年前的岁月里，列宁不但一直领导着俄国左翼路线内（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圈内）饱受攻击的少数，而且更是这一支力量的代表，因此获得了一个不容异己的名声。可是一旦情况改变，他却毫不踌躇，一如他往年坚决地排除反对者一般，立刻便伸出手来欢迎他们。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也从不倚仗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压人，反而一直以立论为出发点来说服众人——我们甚至看见，虽然他位高权重，却也不是从来不曾面临挑战。要是列宁后来没有早死；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激烈抨击反对者，就像在当年内战时期一样，他那以实际为用、不容异己的作风，必将没有止境。不过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列宁预想到甚或能够容忍自己身后竟会发展出那一种无孔不入、全面性、强制性的国家暨个人全民信仰的共产主义宗教。斯大林也许并不是自觉地创设出这个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随着当时自己所见的主流现象：一个由落后农民组成的国家，一个权威独裁、讲求正统教理的巨大传统。但是若无斯大林，这个极权新宗教很可能不会出现；若无斯大林，这个新宗教模式绝对不会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或为它们沿袭模仿。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许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头。因为后者纵使上台，仍将不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本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权，却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接手。同样，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个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