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年代（第6/16页）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而繁荣、忽而萧条的周期，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痕迹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 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的劳动工人们，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购得自己的汽车，每年还有带薪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滨自在逍遥。就算日子难过，不幸陷入经济难关，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越发无所不包的国家福利，一手接过他们的各项需要，例如生病、事故、灾难，提供在此之前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各种保护，甚至连穷人最恐惧害怕的年老岁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担当。他们的收入，不但与年俱增，而且几乎呈自动理所当然的增加。谁说不是呢？难道他们的收入不会永远地升高下去？生产体系制造提供的种种产品和服务，使得以前视为奢侈的豪华享受，成为每日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消费项目。消费的幅度及广度，一年比一年更为扩张。从物质的角度而言，人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人们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幸福国度的子民已然享受的种种好处，扩展至全人类，扩展至那些显然仍占世上绝大多数的不幸子民。他们至今甚至尚未进入“发展”“现代”的阶段呢。

于是，人世间还有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呢？一位极为聪颖杰出的英国社会政治学家，曾在1956年如此说道：

传统社会学家的思想往往为经济问题所霸占。这些经济问题，有的来自资本主义，有的来自贫穷，有的来自大量失业，有的来自污秽肮脏，有的来自不安定，有的甚至来自整个系统可能面临的完全崩溃……可是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除去偶发性的小型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控制的稳定度。而自动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渐稳定并解决目前还存在的生产不足问题。前瞻眺望，若依我们目前的生产率继续下去，50年之内，我国全国的总产出即可增至目前的3倍。（Crosland，1957，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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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种异常繁荣，可谓人所未料的经济增长，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其中发生的原因？更何况在它的前半生里，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毁灭的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这一段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与富强康乐，是跟随在同样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无限烦恼的大灾难之后而来。此中的循环往复，毋庸我们在此解说。因为自从18世纪末期以来，此类高低往返，长达50年的长周期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调。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循环的经济现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却始终捉摸不清。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说也奇怪，百年前这个景气岁月的年份，与百年之后的景气几乎完全吻合——以及维多利亚后期暨爱德华时期的另一景气一般。几次上扬的时期，其前后也都曾出现过长期的下沉阶段。因此，20世纪的黄金时代，不用在这方面另做解释，我们需要探讨的事物，却是这一次上扬的幅度与深度。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程度，正好与其之前出现的危机与萧条恰成对比。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出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体系，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机制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