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大灾难的年代（第5/16页）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外交先贤——比如法国的塔里兰（Talleyrand），或德国的俾斯麦（Bismarck）——我们若能把其中任何一位请出地下，请他看一看这场大战，老先生一定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貌似聪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个折中办法解决一场战祸，反而眼睁睁地让1914年的美好世界毁于一旦呢？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过去，大多数“非革命性质”以及“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战争，往往都不必打到这种玉石俱焚，非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回看1914年，意识形态显然和敌我阵营毫无关系。当然打起仗来，双方都得动员舆论炒作，攻击对方的不是，比如俄国对德国文化，英法民主政治对德国专制，等等。不过有关意识形态之争，也就仅止于此。再进一步来看，俄国和奥地利在战况紧急之时，也曾一再恳求友国考虑和谈。而且，当时有此建议者不只俄奥两国。那么为什么，列强最后还是坚持走上拒和之路，非要分个绝对胜负不可呢？

原因是这样的。过去的战争目标不但有限而且特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的野心没有尽头。帝国时代开始，政治和经济活动成为一体。国际政治斗法，完全以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为出发点。但正因为如此，从此具体的边界与尽头都消失了。对美国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以及垄断南非钻石出产的英商戴比尔斯公司（De Beers Diamond Corporation）而言，世界的尽头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或者换个方式来看，这些大公司大企业本身扩张能力的极限，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Hobsbawm，1987，p.318）。说得更具体一点，对英德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而言，天边才是它们的界限。而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的位置，如果德国的愿望得逞，国势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至于法国的赌注，虽然不在全球，却同样生死攸关：法国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也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一时的和谈妥协，也不过拖延时日而已。转头再看德国，它为什么不肯等一等，让自己日渐强大的国势，加上各方面领先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建立自以为配得上的地位呢？何况这段时间又不会太久，德国迟早会达到这一步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今日德国，虽然两度沦为战败国，又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今天在欧洲的地位，却远比1945年前军事强权的德国稳固多了。但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个不容动摇的位置，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不管多么不情愿，也只有接受自己已成低一等国家的地位。同样，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力量再大，也得体认一个事实：1945年以后，德国单独称霸的这个念头，已是他生无望、此生休矣。但是回到20世纪初，皇权和帝国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之际，德国当然想要独霸全球（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英法两国也仍不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老大，自然不容德国在旁边变得强大。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崇高的目标而战。放在纸面上，谁都可以就这些不重要的事情让步，可是归根结底，此战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无条件投降”。

就是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可笑念头，搞得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战败国因此走上革命之路，战胜国也精疲力竭彻底破产。后来到了1940年，德国部队虽然居于劣势，却轻而易举拿下法国，法国人赶忙向希特勒俯首称臣，原因就出在法国已经在1914—1918年间流够了血了。1918年之后，英国也完全失去往日的气势。这一场超出它自己国力的战争，已经把英国经济彻底摧毁。更糟糕的是，经由赔款方式与强制和平获得的完全胜利，把重新恢复一个稳定、自由、小资产阶级式的欧洲的最微小的机会都粉碎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快便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的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的整体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为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不过对当年那些一心力战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几个胜利的大国（美英法意）制定的和平条款，也就是通常众人所称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不过这个名称并不尽然正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