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九（第2/4页）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穿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朱执信。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清末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再下决心，8月7日的日记中说：“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说：“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淡字药之。”“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