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第3/12页）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在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29]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30]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31]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32]

这段文字中多处化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其实此时拓跋人的生活习惯、战术和草原匈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栉风沐雨”的游牧生活、“败不羞走”的战争态度，都不再是此时魏军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绘的拓跋骑兵习惯在秋末发起进攻，主要战术是践踏庄稼、焚烧农舍，却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这种袭掠规模最大的，当数450年的拓跋焘亲征之战。此战魏军投入兵力数十万，多路同时南下，越过淮河直至长江。在大纵深的进攻中，北魏没有专注于攻城，也没有组织太多后勤粮秣供应，主要靠抢掠南方的农村地区获取军粮。江、淮之间遭受魏军严重破坏，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刘宋边防重镇寿阳、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闭门固守，未被魏军攻陷。但北魏军单纯依靠抄掠为食，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持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