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阿儿忻台出使西域背景（第2/2页）

二十八年（1395），帖木儿遣回回迭力必失贡马。（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438页。）迭力必失一年内已经两访中国。据《明史·撒马尔罕传》记载，此年太祖派给事中傅安等携玺书回访帖木儿。按同书《哈烈传》记载，傅安的副使为郭骥，随行士卒一千五百人。至其地后傅安等人为帖木儿扣留不得归，帖木儿断绝了对明的朝贡。后来帖木儿派人带傅安遍游各地，行程达数万里，以夸其国之广大。傅安所携之明太祖玺书的内容今已不存。

二十九年（1396）春正月，撒马尔罕遣回回阿剌马丹（Ramadan）等二十人入贡马。同年四月，撒马尔罕再遣札鲁剌（Jalal）等一百九十一人来贡马。（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539、3566页。）按，帖木儿三个月内两次向明朝遣使很可疑，从使团规模上来看，正月由阿剌马丹率领地使团仅二十人，很可能是私商冒称帖木儿贡使。《明史·西域传》说傅安被扣留后，帖木儿不再入贡，但此后帖木儿仍数次向明遣使，详见后。

据《武功记》记载，公历1396年帖木儿在锡尔河畔驻冬，契丹（按明朝）皇帝唐古斯（Tanghuz，意为“猪”）汗（Khan）使臣数人来朝，受帖木儿接见两次后归国。从时间上推测，帖木儿所见的可能是傅安率领的使团，但傅安被扣留于彼达十余年，并未能立即归国。此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十年（1397），明朝遣还在捕鱼儿海子所获撒马尔罕回回商人后，撒马尔罕国主（按，即帖木儿）为表示感谢，遣使入明。其使团应即札鲁剌所领。太祖命主事宽彻（Küncek）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十八里所留，未至撒马尔罕，仅遣副使二人还。太祖再遣使赴别十八里责让之。（注：同上书，第3611页。）严从简亦记此事，但未记撒马尔来使名。（注：中华书局，余思黎点校本，第484页。）同年，太祖派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再使帖木儿帝国，仍被留。据《哈烈传》记载，陈德文留居帖木儿帝国期间，也“遍历诸境”。他努力“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

三十五年（建文帝四年，1402），明廷遣使诏谕撒马尔罕、哈烈等地。（注：《明太祖实录》册7，第270页。）《明史·哈烈传》中“成祖践祚，遣官赉玺书采币赐其王，犹不报”的记载，即指此。明成祖诏告西域即位大事的玺书今已不存。

据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记载，1404年他到达撒马尔罕时，中国使臣亦在那里。据克拉维约说，帖木儿过去曾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但现在改变政策。中国皇帝的使臣因为帖木儿已经七年未纳贡，特来质问。在宴席上，礼宾官员曾把克拉维约的坐次置于中国使臣之下。帖木儿命调整之，并命一王公对中国使臣说，帖木儿现将对中国的恩宠移于西班牙，而中国为帖木儿的敌人。他表示中国今后不必再派人来索贡。后来，帖木儿在另一个场合下又对中国使臣称，七年之贡为数甚巨，难以一时凑集，容以后再议。中国使臣对帖木儿的回复不满，说七年中之所以未索贡，是因为中国发生明成祖取代建文帝的内战，即所谓“靖难之役”。（注：《克拉维约尔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27、158页。）

杨兆钧认为，克拉维约所见到的中国使臣应当就是傅安、郭骥等人。（注：同上书，第166页注6。）其实至克拉维约出使撒马尔罕时，傅安留于彼已经多年，不可能知道建文帝末年的“靖难之役”诸事，所以克拉维约所见使臣不可能为傅安。杨兆钧似未注意到洪武三十年陈文德之使和洪武三十五年之使。如从中国使臣称帖木儿七年未贡之辞推测，把这位使臣比定为洪武三十五年明成祖即位后所遣之使节更为合适。所谓“七年”应指洪武二十八年傅安被扣留，至洪武三十五年。

杨兆钧还注意到，德国人约翰难·施特伯尔格（Johanan Schitbargar）曾访问过帖木儿帝国，在其军队中服役多年。他自己的见闻录中提到，因为帖木儿已经五年不曾进贡，契丹国大汗遣使臣携驼马四百匹至帖木儿宫廷，索取贡赋。帖木儿要使臣归国向契丹皇帝传讯，说帖木儿自此不再入贡，不久还要亲征中国，使中国皇帝称臣。杨兆钧认为，帖木儿接见的中国使臣就是傅安。（注：《克拉维约尔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66页。）按笔者的看法，施特伯尔格所记帖木儿接见的中国使臣，按时间推算似亦应为洪武三十五年的出使臣。所谓“五年”，应从洪武三十年的陈文德被扣留算起。

如果此两项勘同比定能够成立，那么成祖于洪武三十五年所颁诏书的内容虽已不存于世，但从西方史籍中有关明朝使节与帖木儿交谈的内容看，推测成祖遣使以诏告以自己即位、并希望帖木儿入贡为目的当无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