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第7/9页）

(10) 《医心方》，日本人丹波康赖编撰（成于984 A. D.）。《千金要方》，唐初孙思邈撰。《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唐白行简撰（约作于800 A. D.）：对于此一文献之专题研究，可见江晓原：《〈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发微》，《汉学研究》九卷一期（1991）。

(11) 《秘戏图考》，页XI。

(12) 同上，页X。

(13)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360。

(14) 同上，页XIV。

(15) 比如高氏曾举有名学者周一良在论文中不熟悉中国色情文献资料之事为例，感叹“甚至一个本民族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色情文献也所知甚微”，见《秘戏图考》，页102。

(16)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陆学者始有中国性史方面的专著问世。如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中国人的性神秘》（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阮芳赋（F. F. Ruan）：Sex in China（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1）；后两种还较多地涉及到中国现今的性问题。又有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等二三种，则仿高氏《房内考》按时代顺序而述。然而所有上述各书，或失之于简，或失之于浅，或失之于泛。欲求比高氏“两考”更上层楼之作，拙作《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或能近之。

(17) 例如美国女学者R. Tannahill有Sex in History一书，遍论世界各古老文明之性生活及习俗等，其中中国部分几乎全取材于高氏《房内考》。Tannahill此书在台湾有李意马编译本，名《人类情爱史》；在大陆有全译本，名《历史中的性》，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8) 实际仍有论证的必要，因为学者们在古代中国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这一点上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潘光旦等人主张前者，吕思勉等人主张后者。一些当代著作中大多倾向于前者，主要理由是：（一）人口中男女比例之大致相等；（二）妻在法律地位上的唯一性。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着相当大量的未婚及不婚人群，故（一）并不妨碍中上层社会实行多妻。（二）则是不成功的概念游戏——妻、妾、侍姬、家妓，乃至“通房丫头”，都可以是男性家主之人类学意义上的女性配偶，此为问题的实质。对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详见江晓原：《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页17—22。

(19)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155。

(20) 每十五日循环一周，故每月之次数为：2×（81＋27＋9＋3＋1）＝242。

(21) 顾颉刚云：“（郑玄）又这般残酷地迫使天子一夕御九女，在一个月之内性交242度，这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吃不消。”（见顾氏长文《由“丞”、“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载《文史》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早先南来魏了翁《古今考》也说此制“每九人而一夕，虽金石之躯不足支也”。

(22) 关于前人对此事的误解及房中术与古代帝王的特殊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论之。

(23)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17。

(24) 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后夫人进御”条：“其法自下而上，像月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也。”又云：“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急。……故人君尤慎之。”完全不得要领。

(25)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330。

(26) 同上。

(27) 这一说法明显不妥，因高氏对中国古籍所见终究有限。参见本文第三节。

(28) 《秘戏图考》，页148。

(29) 一些初步的线索可参见《性在古代中国》及Sex in China两书，但在笔者计划撰写的下一部书中，还将有更为全面的实证论述—笔者在中国古籍中发现的记载至少已涉及25种性变态。

(30) 《中国古代房内考》，页330。

(31) 同上，页181。

(32) 古代中国士大夫笔下所谓“兰心蕙质”、“解语花”等，皆此意也。鱼玄机、薛涛及她们与士大夫交往的风流韵事，只是这方面特别突出的例子。

(33) 自唐宋以降，大量涉及士大夫在青楼寻花访艳的笔记小说、专门记载和文学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本世纪初，上海的高等妓女与狎客之间仍保持着这一“古意”，有人说“《海上花》时代上海租界的高等妓院里却推行一种比较人道的卖淫制度”（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1988年11期），其实自古而然也。《海上花》指《海上花列传》，全书初版于1894年，大陆有现代版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