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定终身，悲喜两重天（第2/2页）

对于高中者来说，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报。那么那些科举落地的失败者呢，他们怎么办？

落榜考生们不仅面临从头再来的问题，还会受到社会的鄙视。比如忠厚无用的好人范进，考到五十多岁还不曾进学，当时已经是面黄肌瘦、花白胡子了，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冻得哆哆嗦嗦，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怜样。同乡们都去庆祝考中的人了，没有人知道五十多岁、不名一文的老范进是如何踉踉跄跄、蹒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去的。这不是《儒林外史》的虚构，现实情形的确如此，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清朝嘉庆年间举人李贻德，年过五旬，屡次会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个在同年中举、之后同样屡试屡败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贻德写诗哀悼：“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李贻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815），举子廖有方落第之后前往四川旅游散心。他走到宝鸡西边的时候，住在一个旅馆里，突然听到有呻吟之声。他循声找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个贫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问他的来去。那青年回答说：“我在长安赶考数年，至今未遇知音。”弥留之际，那青年挣扎着给廖有方磕了一个头，托廖有方在他死后一定要为他收尸安葬。说完该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与他同命相怜，把鞍马、行李全都贱卖给村民，备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临行时不胜悲凉，既不知道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处，只能作了一首诗作为留念：“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因多年科举不第而死的例子。还有一些考生因为屡次科举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赵璘在《因话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有个读书人叫作陈存，写了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长考试。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过于紧张，每一次考试来临的时候，陈存都会“突发状况”，要么身体不适，要么发挥失常，老是考不中进士。礼部尚书许孟容知道陈存有真才实学，在他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决定多方为陈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让陈存考中进士。陈存知道后千恩万谢。临试的前一夜，陈存的心情依然万分紧张，同伴就给他准备了食物，安慰他舒缓情绪，抓紧休息。第二天五更天了，陈存还没有起床去参加考试，同伴就进来叫他，叫不应，仔细一看，陈存已经中风瘫痪了。南唐时期，读书人齐愈考中进士。得知喜讯后，齐愈骑马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大笑不止，从马上摔了下来。旁人将他扶起，许久才把他救活过来。

浙江省贡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写的。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下联是“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来潮”。它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举考试阳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场。然而，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考生的真才实学，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试就是紧张、激烈的竞争。自有据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在一千二百八十三年间中国只产生了五百零四名状元。而参加考试的考生，数以百万甚至可能千万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场成功，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像范进那样穷困潦倒，或者是像陈存那样过于紧张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样得了精神病以后，不治身亡。当然也有少数人像黄巢那样，看破科举，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