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盛唐之音（第6/7页）

从而，美的整个风貌就大不一样了。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摸，那种超群轶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广泛欢迎。人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开创建立的规矩方圆之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拿颜字说吧，颜以楷书最为标准，它“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本就吸取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这是人人可学着写的，它与盛唐狂草当然很不一样，对照传统之崇二王，更是另一种风度境界了。左右基本对称，出之以正面形象，浑厚刚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阮元)的颜书[图版40]，不更胜过字形微侧、左肩倾斜、灵巧潇洒、优雅柔媚、婀娜多姿的二王书以及它的初唐摹本吗？正是在这种新的审美标准和观念下，“羲之俗书逞姿媚”（韩愈）“一洗二王恶体，照耀皇宋万古”（米芾），“欧虞褚陆，真奴书耳”，“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等等说法、观点的不断涌现，便不足为奇了。范文澜说得好：“宋人之师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痩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中国通史简编》），这里不正是两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吗？像颜的《颜氏家庙碑》[图版40]，刚中含柔，方中有圆，直中有曲，确乎达到美的某种极致，却仍通俗可学。韩文，情况是类似的。“文从字顺”，对比从六朝到五代作为文坛正统的骈体四六，其口语通俗性的进步特征极为突出。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其真实含义也在这里。韩文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肖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说明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与六朝“旧规”相对立的一种新的文体规范。杜诗就更不用说了。早如人们所指出，李白是“放浪纵恣，摆去拘束”，而杜甫则“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敖器之语，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胡应麟：《诗薮》）…，这些从各种角度说明了杜诗作为规范、楷模的地位。并且，从此之后，学杜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一句每一字上反复推敲，下足功夫，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联如称意，万事总忘忧”等等。这些，当然就是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的了。直到今天，由杜甫应用、表现得最为得心应手、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最常运用的诗体么？就在这七言八句五十六字等颇为有限的音韵、对仗等严整规范中，人人不都可以创作出变化无穷、花样不尽的新词丽句么？“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征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签》）这当然有点说得太玄太高了。但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所爱用，也正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形可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而杜甫把这种形式运用得熟练自如十全十美。他的那许多著名七律和其他体裁的诗句一直成为后人倾倒、仿效、学习的范本。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鼓，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世音书漫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