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子以后底道家（第2/3页）
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同篇又说：
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
曰：理无不死？
以蕲久生，可乎？
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
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吴。
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生虽不乐，但故意去戕贼性命也不必。人能舍弃贪生好利、爱名羡位底心，便是一个至人。常人受这四事所驱使，所以弄得人生越来越坏。杨朱尤其反对儒家所立底仁义道德，以为那都是戕贼人类本性底教训。天下之美皆归于舜禹周孔，天下之恶皆归于桀纣，但四圣生无一日之欢，二凶生有从欲之乐，虽死后有不同的毁誉，究竟同归于尽，自己一点也不知道。空有其名，于生无补。为人牺牲自己，不过是被名利等所引诱，实在不是人类本性，甚至变成一种虚伪的行为，为人生扰乱底原因。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只在寿、名、位、货。有这四事才会畏鬼、畏人、畏威、畏刑，因而失掉“天民”底乐趣。所以任自然以全生命，应是人生底理想。
杨朱曰：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久矣？此之谓至入者也。
杨朱是极端的欢乐主义者，其所谓乐是官能的。生尽，欢乐也尽，生死不能避，当听其“自生自死”（《力命》），因为“理无不死”底原故。“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故当于生时尽其欢，荣辱富贵礼义，都要舍弃。这些都是使人不欢底。“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谓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杨朱这种思想已改变了道家节欲养生底态度。一般道家以为任官能底欲求，适足以伤生，而他却无顾忌，视生死为不足轻重。保存生命是不得已的事，一切享受只求“从心而动，不违自然”，“从性而游，不逆万物”便可以。
杨子以后，附和他底学说底很多，走极端底，便流入放纵色食自暴自弃底途径。《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所举底它嚣、魏牟，恐怕是杨朱一派底道家。它嚣底为人不可考。魏牟为魏公子，公元前三四三年，魏克中山，以其地封他。他底著作《公子牟》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今已不传。《列子·仲尼篇》记他对乐正子舆为公孙龙辩解。《庄子·让王篇》记他与瞻子底问答，但也不能详知他底思想。《让王篇》记：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主则较利。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这一段话也出于《吕氏春秋·审为篇》，可以参照。我们从文里，知道公子牟有隐遁之愿而不能绝利禄之情。瞻子或即瞻何，其生平也不明，或者也是杨朱底同论者。
丙 列子
列子是与郑缪公同时底人，比老子稍后，年代大约也在西历纪元前四百年左右。他底事迹也不详明。《吕氏春秋·季秋纪·审己篇》记他曾受关尹底教示。而《庄子》里所记底事都不尽可靠，宁可看为寓言。《汉书·艺文志》道家之部有《列子》八卷，现在的传本恐怕不是原书。在《天瑞》中子列子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一节，明是从《易纬·乾凿度》引出。这些名词，除太易外，都是道家底术语。太初或泰初见于《庄子》底《天地》、《知北游》、《列御寇》诸篇。太素见于《淮南》底《原道训》、《俶真训》、《览冥训》、《精神训》等篇。太易是《易纬》所独有。《易纬》是王莽时代底书，而《易》与道家思想结合，在魏晋间极其流行。《汤问篇》记“火浣之布”及蓬莱三山外底岱舆、员峤二山。火浣布初见于魏文帝底《典论》。《史记》虽载蓬莱，但没记其事迹。晋王嘉《拾遗记》所列三山，与《列子》同；书中也记岱舆、员峤二山。《汤问篇》底仙山恐怕是钞袭《拾遗记》底。仙乡底记载，晋代很多。《周穆王篇》底化人或者是从《穆天子传》申引出来。《穆天子传》相传是在汲冢发现底。《仲尼篇》有“西方之人有圣者”，也许是指佛而言。可知今本《列子》有许多部分是从汉到晋羼入底。在汉时，《列子》传本已有五种。《列子》序录里说：“刘向校中书《列子》五篇，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天瑞》至《说符》。”现存本八篇名目或者仍汉代参校诸本后所定之旧，而其内容多为后世底伪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