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编 近代文明在考验中（第38/50页）

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期是从1964年到1982年。在此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刹车”的建议一直被不予理睬。相反的是，人们仍在狂踩刹车。苏联官员对陆续有人提出的分解苏联经济——给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一些主动权的建议予以回绝。甚至还把有同样呼声的人们作为潜在反动因素关押起来，严格控制探望他们的人，并做记录。

猛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如萨哈罗夫预言的那样。事实证明，管理死板和因循守旧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迅速的技术变革、日趋变化的消费喜好和世界一体化中的激烈竞争。这一切所需要的品质是苏联冗杂的党和国家机关所缺乏的灵活、高效、强适应性。因此1950年至1970年到1971年至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5%至6%下降到3.7%，1976年至1980年间又下降到2.7%。结果苏联不仅没像赫鲁晓夫预言的那样超越美国，反而被日本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和在位短暂的继承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了创建国家的元老。1985年，年轻一代的掌门人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年轻一代已经意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只要一只脚踩刹车，一只脚踩油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甩在时代的末端。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评判了勃列日涅夫党政时期的种种弊端，他的言辞不禁让人想起萨哈罗夫在1970年的警醒之语，并证明了萨哈罗夫当初的警醒之语是正确的：

我们国家的政府好像一潭死水、停滞不前，我们工作的效率在减退，官僚主义逐步上升——这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经济上的困境伴随着增长率的剧降出现……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逐渐落后……当时的一种普遍想法让人感到遗憾，认为经济结构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对于我们不利的局面我们要进行转变，但是能在不改变任何事物的前提下就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掌握政权后，立即以彼得大帝式的手段大张旗鼓地修改前任遗留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6月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下定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社会正在发生急速变化……我们面临着各种前所未有并且复杂的问题……我们难以保证不出现过错，但是我相信，最大的过错就是害怕犯过错。”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害怕犯过错”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那句“除了害怕之外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害怕的”非常相似。事实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组与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政策都是在面对经济重创时，对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勃列日涅夫的止步不前的反映。这两项变革都是各自民族具有领导能力的人从上层阶级开始逐步向下进行的。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旨在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而是想通过改革来保留和激活原本的制度。虽然改革不是为了推翻制度本身，但是由于保守派害怕改革会触动原本的制度，激进派会觉得看似换汤不换药的外部举动没有触动本质，因此本国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反对两个领导人的主张。所以，在右派眼里，罗斯福被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左派激进主义者的代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朗，休伊·朗主张“分享我们的财富”。

罗斯福和他主张的新政最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挽救。二战期间开设了工厂，工厂的建立提供了工作机会，终止了大萧条的噩梦。但是戈尔巴乔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救他走出困境，当然，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不得不面对更加困难重重的一系列困境，并与之斗争。这些困境包括苏联16个盟国中个性独特的少数民族，他们因为遭受了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他们对苏联的反感与日俱增。戈尔巴乔夫主张的重组计划燃起了人们盼望改善经济条件的热情。但是，事与愿违，此时的经济形势却一日不如一日。小企业因为产量较小不得不缩减员工薪水甚至是裁员，导致失业率骤然上升。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本地民众指责少数外来移民应该对失业和降薪负责，苏联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动乱也加剧了种族动乱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