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第21/24页）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继续增长。但是，毛泽东的思想受到1915年左右的一股思潮的影响。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以及斯宾塞）的书籍。他相信长期注定理论，坚信东方的劣势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下决心根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写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得这么想：“世界上最亲的人是我们的父母，但是他们再亲也比不上毛主席和共产党亲……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带给我们一切。”毛泽东宣布开展“大跃进”，以赶超西方国家。全国99%的人口去集体农场劳动，每个农场都有几千人。在有些地方，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四处散播：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

在其他地方，愤世嫉俗的思想盛行。有些人称之为“全部吃光”的时代：由于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能量，许多人什么活也不干了。

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是上级下达指令必须汇报增产。一位代表坚持认为：“不是没有食物，稻谷其实很丰富，只是九成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虽然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仍然想赶上西方的钢铁产量。4000万农民离开田地，建造后院铸造厂，只要找到矿石就拿去熔炼，甚至连百姓自家烧菜用的铁锅、铁盘都用来炼钢。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使用，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这一实情。

农村变得越来越浮夸。据一名记者报道：“空气中弥漫着扩音器里发出的地方戏剧的高亢旋律，周边回荡着鼓风机的嗡嗡声、汽油发动机的晃动声、载重卡车的喇叭声以及老牛拉矿石和煤发出的咆哮声。”

农民唱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是天堂里有麻烦，因为当人们不唱的时候，他们就闹饥荒了。下面所写的是对当时的回忆，只是语调异常平静，让人感觉不太正常：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死掉。1960年2月，爷爷的腿全部肿起来了，头发也掉光了，身上到处都疼，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有三只小山羊。婶婶悄悄地杀了两只来给爷爷补身体。不幸的是，干部发现了这件事，把死羊带走了。

就算是这样，爷爷还是幸运的。

1958～1962年间约有2000万人挨饿。1960年前后，中国重新引进了一些私人资本。到1965年，农业产值已经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样经历了战后的婴儿潮，繁育出了一大群缺少持之以恒精神的青少年。西方社会的富裕年轻人利用手中的购买力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调节了他们在音乐、服装和性习惯上的理念，但是在中国，毛泽东依照自己的理念调整这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的观念，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百万青少年离开了学校，放弃了学业成为闹事的红卫兵。西方的青年歌颂革命，而中国的青年以革命为生。阶级憎恶让大众普遍变得狂躁。

1969年，事情明显朝病态方向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不断将中国大陆抛在身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也引发了冲突。最后，毛泽东放弃了激进的军事行为，他开始寻求改变不利局面。

1972年，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外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和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高兴地说：“正是这一周改变了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得没错。华盛顿——北京这两个轴心的联合让勃列日涅夫大为惊恐。尼克松访问中国不到3个月后，就来到莫斯科和苏联进行谈判。

通过与尼克松会谈，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渴求西方技术的实用主义者，反对消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人士。当时有件事一时轰动全国。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却获得了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试卷中夹了一张纸条声称，革命的纯洁性比“这么多年来姿态悠闲却尽做毫无意义之事”的人更有价值。激进的大人物们（据说是这样）认为“晚点的社会主义的火车要优于正点的修正主义列车”，这对一些苏联人来说并不正确。

1972年后，实用主义者们退出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恢复了名誉。他将敌对势力控制在外，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邓小平将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