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第9/24页）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西方世界国家政权的衰败所引起的暴力则更为严重。在德国，宗教战争在1618～1648年间达到了糟糕的顶点。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庞大的军队，如果士兵们真有薪水的话也极不规律，他们和土地隔离开来，敲诈勒索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存的原始资料充斥着各种残忍野蛮的暴行。德国小镇贝利茨，不幸地因为位于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行进的路上，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极好（或者说极坏）的例子。一位海关官员曾写道，在召集了当地人之后，这些强盗和杀人犯们找到一截树枝，插进那些可怜的人的喉咙里，任意搅拌并往里倒进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类的粪便。这些人为了钱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个叫作大卫·奥特尔的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这样折磨后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将一个贝利茨人吊到树上，用火来烤，直到他答应供出自己的积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为听说他们的同伴将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钱财，又把这个人抓了回来，将他的脸对着火，“直到他死去，这个人的皮肤如一只被屠宰的鹅那样剥落下来”。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只是一种宗教宣传，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们很难想象它们竟是真实发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超过200万人死于暴力（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死亡人数都是无可匹敌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于紧随战争而来的瘟疫与疾病——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骑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欧地区，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场人为的黑死病那样。

瘟疫本身则以更为凶猛的变种席卷而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后写成的。他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1665年横扫整个伦敦的谣言、恐慌与痛苦。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形象。在1642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这样记述道，“有时很多人都因为甲状腺炎脖子肿了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的脸部和头部都膨胀起来”，或者“有时候很多人都遭受腹泻和间歇性发烧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脓疱、皮疹、结痂处发痒，或者疥疮”。

启示录五骑士中的四位都在争相角力，但是就像图9-1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社会崩溃。社会发展继续往前推进，西方于1710年（因为参考指数的准确性差异，可能要加减25年的时间），东方于1723年（同样，在这附近）分别达到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以前发展指数的顶点——43分。到1800年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都接近了50分。这时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社会发展会与历史潮流相悖呢？

草原时代的终结：沙俄和清朝的边疆政策

1689年8月22日，尼布楚。西伯利亚的夏天虽然短暂却出奇的美丽。每年的这个时候，随着地面解冻，新发出的草芽如绿色的地毯一般铺满了整个徐缓起伏的山区，其间又点缀着各种红色、黄色、蓝色的野花与蝴蝶。但是今年的夏天却有一点不同：在石勒喀河河岸附近，出现了一个帐篷组成的小镇，数百名中国谈判人员与头发斑白的俄罗斯人一起坐了下来，一同商议一个共同的边界。这些中国人是通过让基督教传教士将他们的条件译成拉丁语来谈判的。[6]

这些俄国人此时距家乡万里之遥。在1500年时，俄国还只是荒凉的西欧众多公国中的一个，挣扎着试图在从南方大草原侵袭而来的蒙古人和西方日益推进的波兰、德意志、立陶宛等国家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凶狠的、未开化的王子们自称沙皇（即独裁者），从而表明他们像拜占庭帝国甚至罗马帝国一样自命不凡，但他们似乎常常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想成为欧洲式的国王还是蒙古式的可汗。直到16世纪50年代沙皇“恐怖伊万”——即使以俄国统治者们令人不安的标准来看也颇为暴虐——的时代，莫斯科才开始有一定的分量，但是伊万行动如此迅速，很快就补上了逝去的时间。冒险家们背负着滑膛枪，越过乌拉尔山脉，在1598年打败了当地的蒙古可汗，从而开启了通向西伯利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