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第14/20页）

在接连几年灾祸不断之后，由于对激进的什叶派理论的恐慌，伊朗东部的学者们开始建立学派，发展并传授连贯一致的逊尼派理论，这得到了塞尔柱贵族的支持，并在12世纪时大力推广。它的学术代表作——例如，安萨里（al-Ghazali）的《宗教学科的复兴》（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of Religion），其中运用希腊逻辑学知识来调和伊斯兰法律体系、苏菲神秘主义和穆罕默德的启示——一直以来都是逊尼派思想学说的基石。事实上，逊尼派的复兴非常成功，以至于一些什叶派教徒坚信谋杀逊尼派领袖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回应方法。撤退到伊朗的山区后，他们组建了一个被对方称为“刺杀者”的秘密组织（根据传说，用这个称呼是因为其成员借由吸食大麻，将思维引领向谋杀的“正确框架”之下）。

谋杀无法逆转逊尼派复兴的脚步，但是这场知识运动——尽管已获取成功——仍然无法维持一个塞尔柱国家的运作。缺少法蒂玛王国为北非提供的那种政治组织，塞尔柱的土地在中世纪暖期的重压之下不堪重负。时机选择不当，因为同样的天气情况为亚洲西南部制造了同样的挑战，却为欧洲边缘伊斯兰核心地区的人们，即那些难以驾驭的袭击者、商人和侵略者创造了众多机遇。同样关键的是，更加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好的收成，这使得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将曾经的森林开垦成可供耕种的广袤土地，在西欧大约砍伐了一半的树木。

和所有从侧翼丘陵区传播开来的农业一样，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共同作用，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西欧带到东欧。一股力量是通常由教会领导的殖民统治，一般在边境地区建立有序的组织机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写道：“给予僧侣们一块荒野或者一片野林，然后等待几年，你不仅会发现美丽的教堂，而且旁边还有人类居所。”扩张是贵族的工作：根据1108年开展的征兵运动，“异教徒是最低劣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最理想的，那里到处充斥着肉类、蜂蜜和面粉……在这里你不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通过强迫异教徒改变信仰），只要你愿意，还能够获得非常理想的用以定居的土地”。

有些异教徒逃脱了，有些屈服了，其结局并不比奴隶好多少。但是就像几千年前狩猎采集者遭遇了农业生产者、西西里岛人遭遇了希腊殖民者一样，有时异教徒们会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随着法兰克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农民向东迁徙，砍伐树木，开垦牧场，一些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遥远的俄罗斯村民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利用更加有利的天气条件展开更为密集高效的耕作方式。皈依基督教的首领们劝说或强迫他们的臣民纳税，并且陆续展开对殖民者的打击活动。

欧洲的国家、教堂以及密集型农业的不断扩展与公元5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的农业扩展很类似，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在新的农业边界和旧的城市核心之间构建主要的贸易通道。由于欧洲缺少像中国的大运河那样的水路运输方式，因此无法将波兰的粮食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运送到巴勒莫和开罗这样的大城市。西欧的城镇靠近这些农业边界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依旧存在数量不足、规模太小的问题，因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这些西欧城镇没有从东欧进口粮食，通常它们会通过提升当地生产水平、开拓新能源的方式来进行种植。

水力磨坊原本常见于伊斯兰核心地区，现在也传播到了基督教边缘地区。以公元10～13世纪为例，法国罗贝克山谷的磨坊数量增长了5倍。根据1086年编著的《土地调查册》（Domesday Book），当时的英格兰拥有5624家磨坊。农民也认识到了马匹的优势，尽管它们吃得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快并且工作时间更长。公元1000年之后，马的数量逐渐增加到牛的3倍，欧洲开始采用——由于第八章已经讲述过的原因——穆斯林发明的、用以减少摩擦的马蹄铁，又用脖圈马具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带马具，从而使马的牵引力提高了4倍。公元1086年时，英格兰贵族土地上仅有1/20的役畜；到了13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5，并且由于拥有多出的马力（更不用说多出的粪肥），农民有效地减少了荒废的土地数量，因而在他们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多财富。

尽管欧洲的农场相较埃及和中国来说不够多产，但也逐渐出现剩余产品可供卖给城镇，并且这些发展中的城镇开始扮演起新的角色。许多西北欧人民都是农奴，法律规定农奴必须为地主劳作，地主保护农奴不受强盗（和其他地主）的掠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地主像诸侯国君主一样，他们拥有土地，作为装甲骑兵为国家而战以报效国王，而国王服从于传达上帝指令的教会。但是地主、国王和教会都想获取更多财富，他们如今聚集于城镇之中，城镇居民通常能够用一部分财产换取摆脱封建义务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