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第8/9页)

3.我所定义的社会发展,也许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比较不同地区的有用方式,但我用来度量的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并不是最好的特性。

这种反对意见可能以3种形式出现:

(1)在我考察的4个特性(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之外,我们还应增加更多的特性。不过尽管必然还有很多特性可供我们考察,但精简原则要求我们在能涵盖社会发展的全部意味的最小数量的特性之外,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特性。批评者需要证明我的4个特性实际上未能涵盖社会发展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方面,而涵盖这些方面将会产生足以与我的指数大相径庭的结果,因而值得付出额外的努力,增加工作的复杂性。

(2)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特性。同样,当然有其他变量可供我们度量,但我考察过的所有其他特性,都不大符合前述各种原则,普遍存在严重的经验主义问题,或文化依赖,或相互重叠。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其他特性在历史大部分时期中都多多少少显示出相当大的冗余,而对于它们的任何貌似合理的组合,往往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最终结果。

(3)我们关注的特性应当更少。考虑到4个特性当中存在的冗余,我们或许应减少几个特性,以增强简约性。很显然,方法也许是放弃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只专注于能量获取,因为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都只是使用能量的途径。图2.4展示了单看能量的指标会是什么样的。图2.5则不同,展示了由全部指标产生的分数,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在单有能量的图中,正如在完全的社会发展图中一样,自冰期晚期以来,西方仍在90%的时间里领先东方;东方仍然是在大约公元550~1750年超越了西方;大约公元100~1100年仍然有一个硬上限阻碍了发展(稍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得分仍高于较早的时代;公元2000年仍然由西方主宰世界。

图2.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情况(线性标尺)
图2.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得分(线性标尺)

单是关注能量,当然有更加简约的好处,但也有巨大的缺陷。我采用的4个特性并不完全多余,自大约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能量获取与其他特性呈现非线性关系。能量获取的余裕的增长,导致了选定领域能量使用的极其巨大的增长。新技术的出现,20世纪城市的规模翻了4番,战争能力增强了50倍,信息技术跃进了80倍,而人均能量获取才翻了一番。如果只关注能量,就经不起爱因斯坦理论的检验,因为那样太简单了,扭曲了历史的原貌。

4.这4个特性是度量社会发展的好办法,但我犯了事实错误,得到了错误的度量结果。

正如在讨论近似和讹误时提到的,应对这个反对意见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假设我犯了系统性的经验主义错误,始终高估了西方的分数而低估了东方的分数(或者相反),然后问两个问题:(1)我们需要把分数改变多少,才能使历史看上去非常不同,以致《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不再有效?(2)这样的改变是否似是而非?我将在第七章里论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意见不能成立。

另一种辩驳这种意见的办法是,假设存在一贯但并不系统的经验主义错误,随意、出人意料且严重地夸张或低估了东方和/或西方的分数。避免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无疑就是贯彻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的意见,对照证据检查指标中的分数。

通吃:展示历史的轮廓

对于我创造的社会发展指数,我最想说的是,它反映了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也同样反映了社会进化论者们的贡献。从斯宾塞最初的文章发表以来,社会进化论的批评者们就辩称,社会进化论者们试图解释一切,却往往最终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

批评者们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就是没有能通吃的社会发展指数。纵观整个20世纪,指数创造者们想把各种各样的主题纳入自己的框架,却往往使得不具备可操作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经常又使情况雪上加霜。例如,卡内罗的解决办法是给他的指数增加越来越多的特性,结果,特性从1962年的8种,膨胀到1970年的618种,仍然还望不到明显的尽头。

本书中的指数并非试图解释一切,只专注一个问题:为什么欧亚大陆西端的社会,在19世纪主宰了世界,而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又在20世纪取代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