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人们学会在地球上寻找道路（第5/6页）

经纬度

这样，任何一位有点头脑的航海者，只要会读书识字，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自己所处的位置离极点和赤道有多远。用专业名词来讲，就是他的位置在北纬或者南纬几度（赤道以北的纬度称北纬，以南称南纬）。过去，海船越过赤道到南半球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这样他就不能找到参照物了。科学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到了16世纪末，纬度问题不再是让航海的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了。

然而，如何确定经度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你该知道，经线与纬线垂直）。人类又用了两个多世纪，这个问题才得以成功解决。在确定纬度时，科学家们可以以两个固定点——南极点和北极点——为基准。他们说：“这儿就是我们的‘教堂尖顶’——北极或者南极，它们将永远固定不变。”

然而，地球既没有东极点也没有西极点，地轴也是那么旋转的。当然人们可以画出无数条子午线——穿过两个极点环绕整个地球南北方向的圆圈。但是，成千上万条子午线中哪一条子午线可以被称为“本初子午线”，以便作为划分东西半球的分界线呢？从此水手们就可以说：“我现在在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以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在许多人心目中依然十分强大，很多人要求将经过耶路撒冷的经线定为“零度”或者本初子午线，即纵向的“赤道”，东西半球的分界线。但是，民族自尊心破坏了这个计划，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让本初子午线经过自己的国家，让世界从自己的首都开始。即使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以为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开通了许多，仍然有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图上，分别将本初子午线定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最终，由于英国是在17世纪（经度确定的年代）对航海学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又因为1675年建立于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的英国皇家天文台监管着当时的航海事务，所以经过格林尼治的那条经线最终被选定为本初子午线，作为东西两半球的分界线。这样，经度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终于，航海者有了经度上的“教堂尖顶”，但是他们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在浩瀚的大海中央，他们将如何知道自己与格林尼治经线之间有多长的距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立巨奖来奖励那些能使人们在茫茫海上确定经度的发明者。在两个多世纪前，10万美元的奖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促使许多人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当该委员会在19世纪上半叶解散时，它已花了50多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发明家”。

今天，这些人的大部分工作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的发明成果也渐渐被历史淘汰，但是在重奖之下诞生的两项发明——六分仪和天文钟——直到今天仍有其使用价值。

六分仪的发明使得解决这个艰巨的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全世界在同一时间里探求同一个问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三个人宣称自己是六分仪的最早发明人，并为这个荣誉苦苦争斗。这三个人分别是英国的约翰•哈德勒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以及美国费城的托马斯•戈德弗雷。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夹在臂下，随身携带的小型海上观察仪），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测量出各种各样的角距离。这个发明来源于中世纪简陋的观象仪、直角仪和16世纪的四分仪。

航海界对天文钟的兴趣比对六分仪的问世所表现出的兴奋要大得多。这种精确可靠的计时装置诞生于1735年，比六分仪晚四年。它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曾是个木匠，他是一个制造钟表的天才。他发明的天文钟计时如此准确，以至于能够以任何一种形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准确无误地报出格林尼治时间，而且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哈里森在天文钟里加了一个叫做“补偿弧”的装置，它可以通过调整平衡簧的长度，来调整因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所以天文钟完全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一直能够走准。

经过漫长且有点儿尴尬的讨价还价，哈里森终于在他去世前三年（1773年）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赏。今天，一艘海船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它带有一只天文钟（感谢哈里森），它就能准确地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由于太阳每24小时围绕地球运行一周（其公转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恰好相反，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起见），每一小时经过15°经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航船的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通过计算二者的时差就可以知道航船与本初子午线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