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8/9页）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八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