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1/41页）

“为什么？”

“求你了，保罗。”

九只死鸽被捆住淡红色的爪子串在一起，在保罗手中晃荡着，滴着鲜血。

“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保罗严肃地说，“但为了你，玛丽罗斯，我就克制一点吧。”

她朝他笑了笑，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出于冷峻的责备，这也是她平时经常对他表示的一种态度。他回笑了一下，眉宇间流露出欣喜之色。他俩一起走在前面，那死鸽低垂的翅膀在绿草上轻轻擦过。

我们三人跟在后面。

“真遗憾，”杰米说，“玛丽罗斯总是那么不赞成保罗。其实他俩毫无疑问是最般配的一对。”他极力装出轻蔑的样子，而且差不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差不多，但不完全。他的语气中还含有一份对保罗的妒忌。

我们看着他俩，这最般配的一对走起路来那么轻松而优雅，阳光落在他们发亮的头发上，照亮了他们褐色的皮肤。然而，玛丽罗斯顾自走着，并不正眼看一看保罗，只是保罗睁着一对蓝眼珠子徒劳无益地在她身上打转。

返回的路上天实在太热了。经过那座受烈日蒸晒的花岗岩的小山坡时，那令人晕眩的热浪一阵阵向我们袭来，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四周一片空旷旷的，静悄悄的，只有蝉和远处的一只野鸽在鸣叫。过了那座小山，我们放慢了脚步，寻找起那些蚱蜢，发现这些相互钳在一起的昆虫几乎都不见了。只有少数几只还在，这一只骑着那一只，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画着圆圆的黑眼珠子的衣夹子。它们的数量确实不多了。那些蝴蝶也差不多全消失了，只剩下一两只仍拖着疲惫的身子在阳光普照的草丛上飞来飞去。

我们的头被烈日晒得发痛。鲜血的气味使我们感到有点恶心。

回到旅馆，我们几乎没有打一声招呼便各自散开。

〔黑色笔记右侧，在“钱”的标题下记载着：〕

几个月以前，我收到新西兰《石榴评论》杂志社寄来的一封信，要我为他们写个短篇小说。我回了信，告诉他们我不写短篇。他们回信说，“如果你记日记，寄一部分来也行。”我回信说，我不相信那些发表的日记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我很高兴自己在写虚构式的日记，那笔调对于殖民地或自治领的文学评论杂志倒也十分合适，因为文化中心以外的读者远比伦敦或巴黎这些地方的编辑和读者更能容忍严肃的东西（不过，我有时也会感到怀疑）。这份杂志是由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创办的，此人的生活还得靠在保险业供职的父亲的接济。他发表过三个短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已完成了三分之一。他很会喝酒，但并没有多到他自己向别人吹嘘的程度。他也吸点大麻，但只限于有朋友从美国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美国国内的野蛮现象充满了蔑视。

四月十六日。卢浮宫的台阶上。想起了多拉。那女孩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我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已摆脱困境。一定得给父亲写封信，他上次来信中说话的口气很伤我的心。我们一定得永远隔开吗？我是个艺术家——我的天哪！

四月十七日。里昂火车站。想起了莱茜。我的天，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一生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巴黎把我的生活给毁了……必须再读读普鲁斯特(3)的作品。

四月十八日。伦敦。骑兵卫队阅兵式。作家是世界的良心。想到了玛丽。为了献身于艺术，一个作家有责任背叛自己的妻子，国家和朋友。还有他的情人。

四月十八日。白金汉宫外。乔治·艾略特是富人眼里的吉辛(4)。必须给父亲写封信。身边只有九十美元了。我们还能有共同语言吗？

五月九日。罗马。梵蒂冈。想起了芬妮。我的天，她的大腿白白的就像天鹅的脖子。她怎么也会有麻烦？一个作家，他必须是灵魂这间厨房里的马基雅维利(5)。必须再读读托马（沃尔夫）(6)的书。

五月十一日。战争。想起了杰雷——他们杀死了他。这班猪猡！最优秀的人总是英年早逝。我不会活得太长，到了三十岁，我就自杀。想起了贝蒂。椴树的阴影落在她的脸上，看上去像具骷髅。我吻了吻她的眼眶，为的是体验那森森白骨的感觉。如果下周以前仍然收不到父亲的来信，我就把这份日记送去出版。事情全取决于他了。必须再读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自己尚看不清的事物从来不发表意见，也许我们这时代的现实已不再具有诗意，我可以把他送进我的万神殿了。

六月二十一日。候车室。跟玛丽交谈。她很忙，但她还是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我。我的天，一想起这事我就热泪盈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个妓女为了爱跟我一起度过一个晚上。对我的恭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恭维我的不是杂志编辑，而是知识界的娼妓——批评家。再读《芬妮·希尔》，打算写一篇文章，题为“性是人类的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