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 6(第3/3页)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

张金芳抽抽嗒嗒地说,怪就怪那天中午,她煮汤用的铝锅坏了。铝锅上的木柄螺丝松了,把手整个掉了下来。她就到隔壁去借起子……

“皮连生那狗日的,那天恰好没有出去杀猪,他姐姐那天也恰巧没在家。他躺在一张旧竹床上,听收音机呢。我一看那鬼,心里就是一吓,扭头正要走,皮连生就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脸坏笑地问:‘大嫂有什么事吗?’我告诉他铝锅的螺丝松了,手柄掉了下来,我想借把起子,把、把、把手柄装上去。那鬼东西,眼睛里就生出精光来,把短裤往下一拉,笑着说:‘大嫂,我这里倒有一个长柄,要不我现在就替你装上?’那畜牲,那畜牲一把拽住我,往竹床上一按,那床就塌了。我一抬头,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用铁钩吊着的一只猪头,那猪头还不时地往我脸上上滴着血水呢……”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半天都没有说话。整整一个下午,他脑子里曾出现过这个情景的无数画面,可是当它从张金芳的嘴里说出来,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张金芳用胳膊碰了碰他,“哎,你,你怎么一点,一点都不生气?”

“不生气。我不生气。”

他想找出一两句话来安慰她,想了半天只是无力地摸了摸她浑圆的背,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当时是不是很难受?”

谁知他这一说,张金芳哭得更厉害了:

“要是难受就好了……”

张金芳忽然紧紧地抱着他,完全不担心吵醒孩子和楼下的八斤,把头埋在他怀里,嚎啕大哭。谭功达被张金芳哭得心烦意乱,便拽了拽被头,蒙住了自己的脸。好在不是佩佩!那个把佩佩带到临泽的卡车司机为什么对她那么好?还给她送甘蔗!而且用嘴替她剥去了甘蔗的皮……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皮连生?而佩佩对那司机,似乎也颇有好感。闭上眼睛,他满脑子都是姚佩佩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她躺在临时搭建在玉米地里的工棚里,斜靠在床铺上,一边吃甘蔗,一边对皮连生式的司机傻笑。那笑容既暧昧,又危险!谭功达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再也睡不着了。

张金芳第二天就带着孩子离开了花家舍。谭功达一直将他们送到桑园边的渡口。桑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几个公社社员戴着手套,在给桑树剪枝。船刚刚离开岸边,张金芳止不住又哭了。她一手搂着腊宝,一手抱着小端午,三个人都怔怔地看着他。冷不防船一加速,她差一点没站稳,在船头打了一个趔趄。远远地,他听见张金芳用尽全身的力气朝他喊道:

“谭功达,谭功达,我会给你带好孩子的。”

她不叫他老谭,也不叫他功达。听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有一点诀别的味道。谭功达知道,她恐怕一回到梅城,就要搬过去和那姐弟俩同住了,说不定(更有可能)他们早就在一起过了。谭功达久久地站在岸边,心里空落落的。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搜索他们母子三人的身影时,那船已经开得远了,湖面上只有一个小黑点。很快,那个小黑点也融入了芦苇的枯枝败叶之中,不见了。

张金芳走后没两天,从梅城来了两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办事员,他们自称是县民政科的人民调解员。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份张金芳请人代写并按了手印的《离婚申请书》。谭功达接过申请书,看也不看,就要签字,调解员严肃地阻止了他:“我们这次来,并不是要你签字赞成离婚。恰恰相反,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你的婚姻!”

“没有什么好挽救的,调解员同志,不需要你们费心,我完全同意。”谭功达很不耐烦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婚姻和家庭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小也是最重要的结缔组织。它的和谐与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党和国家的安危,岂能视同儿戏!即便你认为夫妻感情实际上已经完全破裂,我们也要认真地履行每一道调解程序。在梅城,妇联的同志们也会同时去做张金芳同志的思想工作。总而言之,在是否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采取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再来的。”

“如果三个月之后我们仍然坚持要离婚呢?”

“六个月后还会有第三次。一直到你们决定不离婚,撤回离婚申请为止。整个过程要长达三四年,到那个时候,你们如果还要离婚的话,我们就会视具体情形,启动另外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