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菊残霜枝 4(第2/4页)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带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