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不是。这天晚上,我只是咖啡店露天座上一个淡淡的身影。我等着雨停下来,这场大雨是于特离开我时开始下的。

几小时前,我们在事务所见了最后一面。于特像往常一样坐在笨重的办公桌后面,但穿着大衣,让人觉着他真要走了。我坐在他对面那张供主顾坐的皮扶手椅里。乳白玻璃灯光线很强,晃得我眼睛睁不开。

“好吧,居依……结束了……”于特叹了口气说。

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卷宗。可能是那个目光惊愕、面部浮肿、棕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的卷宗,他委托我们跟踪他的妻子。每天下午,她去与保尔—杜梅林荫大道相邻的维塔尔街一家酒店式公寓,和另一个棕色头发、面部浮肿的小个子男人会面。

于特若有所思地抚摸着胡子,一把短短的、盖住了双颊的花白胡子。一双浅色大眼睛茫然若失。办公桌左边是我工作时坐的柳条椅。

身后,一排深色木书架占去了半面墙,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最近五十年的各类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于特常对我说这些是他永不离开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书,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

“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社交人名录呢?”我手臂一挥指着书架问道。

“居依,我把它们留在这儿。我没有退掉套房租约。”

他迅速环顾四周。通向邻室的双扉门开着,看得见里面那张绒面磨旧了的长沙发、壁炉、映出一排排电话簿和社交人名录以及于特脸部的镜子。我们的主顾经常在这间屋子里等候。地板上铺着一块波斯地毯,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一幅圣像。

“居依,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这么说,你保留了租约?”

“对。我不时会回到巴黎来,事务所就是我落脚的地方了。”

他把香烟盒递给我。

“我觉得保留事务所的原状心里会好受些。”

我们在一起工作已八年有余。一九四七年他创办了这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在我之前与许多人共过事。我们的任务是向主顾提供于特所说的“社交情报”。他很乐意地一再说,一切都发生在“上流社会人士”之间。

“你认为你能在尼斯生活吗?”

“能呀。”

“你不会厌烦吗?”

他吹散了自己吐出的白烟。

“居依,总有一天得退休的。”

他身子笨重地站了起来。于特大概体重有一百多公斤,身高一米九五。

“我的火车二十点五十五分开。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

他在我前面顺着过道走到衣帽间。这衣帽间奇怪地呈椭圆形,浅灰褐色的墙壁已褪了色。一个装得太满合不上的黑色皮包放在地上。于特拿起皮包,用一只手托着它。

“你没有行李吗?”

“我提前寄走了。”

于特打开大门,我关上衣帽间的灯。在楼梯口,于特迟疑片刻,然后关上了门。听到这金属的咔嗒声,我的心缩紧了。这声音标志着我生命中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

“这叫人情绪低落,是吧,居依?”于特对我说,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方大手帕,用它擦了擦额角。

那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牌子依然在门上,牌子上用饰以闪光片的金色字母刻着:

C. M.于特

私人侦查所

“我留下它。”于特对我说。

然后他锁了门。

我们沿着尼耶尔林荫道一直走到珀雷尔广场。天黑了下来,尽管已进入冬季,空气还很暖和。我们在珀雷尔广场绣球花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坐了下来。于特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它的椅子“和以前一样”饰有凹槽。

“你呢,居依,你有什么打算?”他喝了一口加水白兰地,然后问我道。

“我吗?我找到了一条线索。”

“一条线索?”

“对。有关我过去的一条线索……”

我用故作庄重的语气讲了这句话,他听了微微一笑。

“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这一次他是郑重其事的,这使我很感动。

“可是你看,居依,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

他沉默了。他在想什么?他本人的过去?

“我给你一把事务所的钥匙。你可以不时去一趟。这样我会高兴的。”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它塞进裤兜里。

“往尼斯给我打电话吧。告诉我……你过去的事……”

他说,站起来和我握手。

“要不要我陪你上火车?”

“哦!不,不……这太叫人伤心了……”

他一大步就跨出了咖啡馆,免得再回头,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十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