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3/11页）

如何来描述一段关系的消亡呢？

就苏珊·科金与雅各布·安内瑟来说，这很可能始于一个微小而无声的抱怨，这个抱怨慢慢地溃烂、扩散，最终成了更加糟糕的事情。

安内瑟在切片以后仍然和科金保持着联络，他会寄送给科金最新款的卡拉·苏（Cara Sue）包包，然后接收到她用黑莓手机回复的表情符号。至少表面上看，事情似乎跟从前没什么差别。到切片五个月之后的2010年4月，科金让安内瑟将亨利切片后的大脑拍成照片全部发给她。这些照片都是在切片过程中所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当时，切片机上安装了一个相机，相机记录下了每一片大脑切下来的过程。科金解释说，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马蒂诺成像中心（亨利曾在那里接受过核磁共振扫描），名叫简·奥古斯蒂娜（Jean Augustinack）的年轻博士后想要这些影像，因为她想要写一篇文章来分析亨利病变的解剖学意义。

安内瑟并不确定该怎么做。这个切片表面图像的数据库是他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第一个产物，这代表着他数千个小时的辛勤劳动，更别说近75万美元的巨额投资。他的计划一直是将这个切片表面图像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不过他打算先基于这些图像写一篇自己的论文。同新闻界一样，在科学界，最新资讯被挖走一样会使人极度恐慌。让安内瑟在发表论文的绝佳机会面前，拱手让出他自己的数据，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往来了几封邮件以后，安内瑟打电话给科金讨论这件事，试图重新规划一下接下来如何做。但是，他接收到的，却是科金态度极其恶劣的回应，科金表示，安内瑟在圣地亚哥所产出的一切数据都应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而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此，安内瑟必须将这些切片表面影像及时交出来，包括所有的神经病理学检验材料。而他却对科金的要求产生了迟疑，因为这种要求很可能会终结掉他的事业。科金也让安内瑟意识到，在科金看来，安内瑟并没有“神经解剖学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亨利的病变进行有效的分析，科金还提到，在一些关于安内瑟对亨利大脑进行工作的新闻报道中，他对科金的角色进行了刻意地淡化。

在此之前，安内瑟都觉得他的实验室和科金的团队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应该互相尊重地联结起来。而此时，他忽然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错了，这种尊重并不是相互的。

电话联络过后，安内瑟向科金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中，安内瑟强硬地捍卫自己的能力，并强调自己“有责任去定义我的实验室产出数据的最适宜用途，以及将其公之于众的时机……我们具备探析这些复杂数据的专业知识，我的计划是，一旦我的工作完成，就将分析的结果分享出来”。他还补充道，自己十分愿意与科金对一些成果性的论文进行合作，他希望彼此能够“一贯地在内容、解释以及作者名单的设定上达成共识”。至于记者们在媒体报道中对安内瑟的描绘，他对科金表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赞赏她与H.M.的工作。包括她的前瞻性，若是她“介意任何我在观点、方法或者任何与项目有关的科学上，做了无功受禄的行为，都希望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用一个恳切的和解的请求作为了结束语：“我希望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科学和学术原则，以及你对我和我团队的一切期许。如果这种有潜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一些误会而失去平衡，那是非常耻辱的。因此，我希望这一切都可以避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和我实验室，对这个项目有着绝对第一的热情。”

科金和安内瑟都将参加在2010年11月下旬于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到了10月底，安内瑟还应科金的要求发给她了一些主题演讲所需要的图片。安内瑟还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包含了亨利内侧颞叶地带的表面影像。不过，他并没有将完整的切片表面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检验的材料发过去。与此同时，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仍然在大脑观测所继续着与亨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处理切片、建立大脑的三维数字模型、开发关于网络大脑图谱的软件。安内瑟知道，他和科金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芥蒂，但他选择将其抛之脑后，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缓和的办法来化解这件事。

不过他们的这段关系已然结束了。只是安内瑟还没意识到而已。

2011年7月，安内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学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收到了科金的一位名叫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的同事的电子邮件。他供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马蒂诺生物成像中心。电子邮件抄送给了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而安内瑟则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