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2/8页）

随后，我又向他抛出了其他几个名字，慢慢等着他的大脑开始运转，然后倾听着。

保罗·布西、卡尔·拉什利、布伦达·米尔纳、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些东西，一些粗略、细微、准确、简化的概括。

最后，我问起了我的外祖父。

“你还记得比尔·斯科维尔吗？”我问道。

“记得。”他说道。

“你对他还有什么印象？”

普里布拉姆看着远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速度，我在沉默中等待着他的记忆聚集起来。

他的眼睛转回到我身上，再次停顿了下来。然后他告诉了我。

我发表的第一个故事写在了一封信里，那是我曾在埃及写给我外祖母的很多信件当中的一封。我还记得写那封信时的情景，大约20年前，我住在租借的一条游船上，用我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打字。那天中午的早些时候，我在尼罗河（Nile）上划着一只小船，我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具面部朝下的尸体。这封信就与此有关，也与之后的事情有关，我花了半个小时划到尸体旁边，用着蹩脚的阿拉伯语朝岸边的人们喊着，想寻求帮助。我之前从没有见过死尸，至今那幅画面都栩栩如生的在我脑子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尸体，湿润的黑发垂到他的耳朵顶上，身上穿着一件带领子有花纹的衬衫。他身上其他的部位都浸在了河水里。之后，我写了封信，并寄了出去，我想试着发表这封信。我并没有修改太多，基本上就是去掉了开头的“亲爱的尼尼”，然后寄给了开罗一家名为《中东时报》的报社。

很多年之后，我在感恩节晚餐上坐在外祖母尼尼旁边，告诉了她一个和我开始写的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外祖父曾做过手术的一个人有关。尼尼当时已经98岁了，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有关病人H.M.的故事。她靠向我，戴上她的助听器。我重复了一遍问题，然后她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道。

我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最近整晚都在修道院里，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做调查写文章。我告诉她，住在小隔间里，每天跟着早祷的僧侣们一起起来的新鲜感。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完全听到或听懂了。之后她再次靠向我，开始说。

“曾经有位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僧侣，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悲惨。

他吼叫着跳出了隔间，

和一位女修道院长私奔了。”

她说完了这首诗，便笑了起来，然后又坐回了椅子上面。

第二天，我在她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另一个家里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去吃了自助餐，吃了很多注水的鳕鱼。她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盐，还以为咖啡是汤。我当时还带了很多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巴雷特写给她的信。巴雷特深爱着她，而且他们也很合得来。她把那包信放到她床边，来访的人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念给她听。我们去吃自助餐之前，我随手拿了一把信件。我打开其中一封，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读了起来。

这是巴雷特在我外祖父于1984年去世后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那巨大的悲伤。“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他写道，“那您也会先于我死去，到那时，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但一切并没有顺其自然。巴雷特在写完这封信的三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外祖母那位同叫巴雷特的弟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

我又给她读了很多信，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昨晚背诵的那首关于修道院的诗，问她是否还知道一些其他的。

她停顿了很久。

“曾经有个大胡子男人，

他说我唯一害怕的……”

她的声音逐渐变小。

她已经不记得结尾了。

卡尔·普里布拉姆的视线回到了我身上。“所有人都很喜欢比尔，”他说道，“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他停顿了。

“但是。”他说，然后又停顿了。

我靠得更近了，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在普里布拉姆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经常与别人发生摩擦。比如，1948年，在决定是否要聘用他去耶鲁的实验室时，约翰·富尔顿就问了保罗·布西的意见，布西用一段精准的概况回应了富尔顿。富尔顿在记下普里布拉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奥地利细菌学家的儿子”之后，又描述了普里布拉姆在医学院时在布西手下实习的那段岁月，据布西所言，当时普里布拉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成熟。他的行为很容易激怒很多人。他就像一个永远矮人一等的小孩子”。布西也记录说，普里布拉姆“并不愚蠢，而且在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也强调说“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激怒”，而且“只要出现任何困难，他就会朝你或者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