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3/8页）

对于像科金这样的年轻研究生而言，这可是令人兴奋的时刻。这也是关键时刻，尽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亨利也没有，但这最初的会面正是科学史上研究被试和研究员之间最为紧密的那段关系的开端。科金在1964年7月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男性局部脑损伤后的躯体感觉机能》（Somesthetic Funct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Damage in Man），尽管亨利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个配角，但他已经开始成为科金事业中的主角。

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之后，科金从蒙特利尔搬回了新英格兰，在麻省理工心理学系任教。这是个新系，一位名叫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的德国移民创立了这个系，同年科金就成了托伊伯最早招聘的员工之一。托伊伯来到麻省理工之前，顺道去了哈佛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他凭借着严谨的研究已经，树立了名声，尽管他研究的脑损伤个案大都是战争的产物，而非手术的产物。当时，托伊伯的大多数研究被试一直都是老兵，那些人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贯穿性脑损伤，托伊伯用绝妙的测试，发现了损伤的大脑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并且还推测正常大脑如何运作。正如托伊伯所言，他认为脑损伤是“自然的实验”，而且他还热衷于倡导研究脑损伤的价值，认为“对大脑机能障碍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线索，来认识中央神经系统运作的一般模式”。托伊伯也想将他的这种损伤方法注入他在麻省理工建立的心理学系。

科金显然很合适。像她的新老板一样，科金也积累了大量和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但她的病人不像托伊伯的病人，科金的大多数研究被试都不是“自然事故”，而是有意的手术的产物，这些病人当中，病人H.M.当时毫无疑问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脑损伤病人。当时的科学家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他们称H.M.很纯粹。纯粹这个词与道德或是卫生并没有任何关系，其完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外祖父的手术创造了一个活的、能呼吸的测试对象，其大脑损伤能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求记忆的神经学基础。倘若没有这种手术，那么像亨利这样的病人就不会出现。正如科金在多年之后的解释，托伊伯习惯于研究的那些士兵，那些被击中头部的士兵，很难设想他们的大脑能够像亨利的那样：“要得到一个纯粹的病人很难得。因为要是两边海马都被击中，那你就死了。我觉得死掉是最为可能的结果。”

托伊伯认识到了亨利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认识到了科金与亨利关系的重要性，更别说她与布伦达·米尔纳、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私人关系。托伊伯通过雇用科金，他得到的不仅是一位使用他所中意的脑损伤方法的一流科学家，还有一位世界一流的脑损伤病人。的确，科金进入麻省理工不久之后，托伊伯就开车去了外祖父在哈特福德的办公室，这是他的第一次拜访，之后还有很多很多次。亨利就在那里等着他，而且亨利还和托伊伯一起驾车回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他们把车停在一栋新的红砖建筑外面，这座建筑叫做“临床研究中心”，托伊伯领着亨利进入了一间小卧室，亨利要在这里住上两周。在这第一次会面之后的40多年中，亨利来了临床研究中心54次，有时候会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大量的临床数据开始堆积起来，这成了史上在单个研究被试上积累的数据量之最。然而对于亨利而言，这个新家并没有比他第一次到访时显得更为熟悉，当时他在夜里三次跑向护士，并且提出了一个充满歉意的问题。

“我在哪儿？”亨利问道，“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汉斯·卢卡斯·托伊伯于1977年去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度假时，溺水而亡。

此时，麦吉尔大学的布伦达·米尔纳把对亨利有关研究的控制权让给了麻省理工。这一举动有多层意义。其一，亨利曾经所住的哈特福德更接近坎布里奇，而非蒙特利尔。其二，米尔纳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成绩了，她早期与亨利的工作直接带来了两项突破性的发现：一、记忆机能与大脑的特定部位有关。二、大脑中至少包含了两套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对于米尔纳而言，这已经足够了。米尔纳仍然非常好奇，非常热心于研究，仍然在研究中心与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但是她的兴趣逐渐从双侧颞叶转到了额叶。她研究了病人H.M.，并让他出了名，而这又反过来让米尔纳出了名。现在，米尔纳决定放他走。说实话，在个人层面上，这也并非艰难的决定。亨利的记忆缺陷、他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他无法记住米尔纳或任何人，都使得除了一种表面关系之外，人们很难与亨利建立任何深入的友谊。“我们发现，我们开始像看待一只宠物一样看待他，”米尔纳曾经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丧失了人性。你没法与这个人建立一种友谊或某种人类的情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