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第2/6页）

除非……

1953年4月23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海滨酒店的一间大型宴会厅里，外祖父走上讲台，向哈维·库欣学会（Harvey Cushing Society）致辞，那是美国最卓越的脑外科医生联合团体。外祖父的致辞是年度神经生理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之前，约翰·富尔顿为研讨会发表了开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开了一个贝基的玩笑，贝基就是那只来自富尔顿实验室的黑猩猩，这只猩猩在17年前给了埃加斯·莫尼兹灵感，促使他开始进行人类额叶切除。富尔顿玩笑说道，“就是这张脸，切掉了一万个脑叶？”同时呈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贝基那张皱巴巴的脸。富尔顿又进行了呼吁，鼓励在场的众多神经外科学者去“像对黑猩猩一样，对他们的病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你们有着绝佳的机会，去洞察关于额叶功能的基础性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却只能在不能说话的野兽身上获取信息。”

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耶鲁大学研究者，在富尔顿之后进行演讲，他是世界前沿的动物边缘叶的研究权威，他的演讲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开头：“今天，在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日，或许对一位英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或培根的戏剧作品进行重新讨论的绝好时机。然而还有一个同样亟待业内人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脑的机能。在大脑中，这些机能的作者（这些脑内结构本身）很容易辨别。然而这些作者书写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边缘叶系统机能的了解太过缺乏，尤其是那位重要的作者，即我们所知的海马体或者‘阿蒙的号角’(Ammon'shorn）。”

接着，麦克莱恩又展示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

“过去四年，在哈特福德，”外祖父开口说道，“我们开始对人类边缘叶进行研究。”

麦克莱恩认为边缘叶十分神秘，并且认为仅仅通过动物研究来解决这些神秘问题非常困难，这种论调话音刚落，我外祖父随后的讲话就引起了轰动。听完之后，观众们开始期待，期待他能开口说出一种突破，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一种启发。

倘若如此就好了，但外祖父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在对他们的研究设置进行概述以后（即沟回切除术，仅仅切掉边缘叶区域的一部分；以及内侧颞叶切除术，几乎将它全部切掉），我外祖父非常保守地评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必须谦虚地进行报告，”他说道，“就我们对230个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点数据而言。”

他也有理由保持这种谦卑。他切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大脑，却实在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他翔实地复述了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沟回区域进行手术时，病人会普遍出现呕吐或意识丧失，而切除后，这些症状便会消失”。外祖父还提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出现了术后的记忆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用这些碎片化的小细节，过多地去佐证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边缘叶（或者说内侧颞叶或者海马体，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的确切功能到底是什么。

外祖父的实验结果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一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非常明了，那个原因就在约翰·富尔顿和保罗·布西的一封信件中，布西在信里抱怨基于神经外科的研究寸步难行，因为事实上没有一项实验“是从一个正常的生物开始的”。这确实是我外祖父研究边缘叶的情况，他的研究对象都是遭受了“长期而严重的创伤”的疗养院病人。如果说对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确实在动物实验中难以实现，那么通过损伤那些严重精神病患的异常大脑，来试图去理解正常大脑的工作机制，这也具有挑战性，甚至是愚蠢且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