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第2/8页)

[10]这该如何是好?文化工业对于所取得的成就过于自满,以致无法倾听智慧的忠告,(但这无论如何都已过时了,不是吗?)因此,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江河日下,当他们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像我们所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晚上四处活动,要砍赫麦界柱的头。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能指望会教出更好的信徒。因此,大众人的生产就大见成果了。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理论上推定他需要跟别人待在一起,排斥安静独处的快乐?其实,这正是所谓的民主的精髓,看来民主的第一戒律便是:为别人所为,服从大多数人的法则。人人都应该担任公务,只要他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投票给他。至于那些不甚重要的岗位,相信运气,因为大众人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侥幸。“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必须平等,尽可能地平等,而且要同质化:这个情况在中产阶级中尤其如此……因此,福克莱德斯(Phocylides)[11]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这个愿望:‘最好的状态是中庸,这正是我想在城市中占据的一个位置。’”[12]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他而言,仿佛在旷野里的呼喊[13]一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4]的追随者们徒劳地回答,谴责“自上世纪后半叶起,在欧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把生命外化的趋势……个人的存在,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孤独的,要对公众、人群和其他人封闭,变得难上加难……街道上的声音则异常洪亮。”[15]应该说,集市的声音已变得嘹亮,不过,集市乃大众人的思想方式,是他一直所希望的,也是他所应该得到的。柏拉图应该去那里走走,跟他的追随者谈谈,这是再恰当不过了:那是他的王国,大众人不能离群索居,因为他必须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四处倾诉所知道的一切。

而如今他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你看看在塞莫皮莱[16]所发生的一切。事发后仅一天,信使便把消息传了过来,竟然已经有人在考虑把它进行包装,将其简化、压缩成为一条广告语:“我们的箭可以蔽日。好啊!我们在阴凉处战斗!”老做应声虫的希罗多德已为这个暴君——长着一百只耳朵的群众恪尽职守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学家,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急于报道现时的记者而已,但这似乎恰好适得其所。希罗多德,这位伯里克利的公关负责人,虽然效率挺高,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能写写波希战争而已(换句话说,是一则纯粹的新闻报道。而如今,我们几乎没法指望再出一个像荷马那样的人,他能写出诗一般清楚易懂的文章,并具备写作其闻所未闻、见也未见过的事情的能力,还赋之以寓言的深度和广度)。希罗多德只要看过三四个爱奥尼亚语的语标,就能宣称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谈。而且,仿佛这样还不过瘾,他还弄出个更加自命不凡、文字干巴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17]。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陷落的可耻惨败之后(他没能从军事上和指挥上阻止此战的失败),他忘记了在伯罗奔尼撒的灾难,创造了编年史记录家这样一个新面貌,答应按事情发生的经过记录战争的进程。我们终究沦丧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的谷底了吧?不,因为在他之后还有色诺芬(Xenophon)[18],他是一位能把洗衣清单变成历史文献的艺术大师;色诺芬,他患了一种非常常见的眼疾而没完没了地呻吟(文化工业的特点是庸俗,不放过一切粗俗而触目惊心的细节。有人渡过这条河吗?那么,渡河的人一定“到肚脐眼都湿透了”。士兵们吃过腐烂变质的食物吗?他们一定“肚子拉个不停”)。[19]但是,修昔底德身上所表现的还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那种写作文学的欲望,希望能成为文化工业为追逐时尚者而设立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候选人,这也无足为奇。修昔底德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文章里点缀上自然主义的装饰,效仿新小说:“身体的表面,摸上去并没有过多的热气,看上去也不怎么苍白;它淡红里透着乌青、布满了溃疡和疮疤……”[20]而主题呢?雅典的瘟疫。

这样一来,人类复杂的多面性被降低到客观风格,在我们的新文学领域中,及时的报道和先锋派占据了首要地位。有人抱怨年轻作家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不过,只要稍有脑子的人,对于这种人的痛苦的唯一答复一定是: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大众人也不希望人们去理解。现在雅典人已经彻底消亡了。

但是,如果说西方文明衰败了,大众人绝不会为之烦恼。难道他不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最好的世界里吗?重新来读一读伯里克利(Pericles)对一群心满意足、热情洋溢的雅典人的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才是用的社会,人们欣喜乐观地追捧社会地位的两面性(“如果一个人有益于社会,贫困或微贱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因此有了不同的待遇标准,贵族正是这样的产物,至多是被制造平等的狂热所掩盖了。如今雅典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人群中的一张脸,一个身披白色短外套的工人,一个屈从于群体行为的奴隶 (“我们对违法有难以想象的恐惧:我们对在政府里唯唯诺诺的官员言听计从,对法律唯命是从,尤其是那些如果不服从便会招致人们普遍蔑视的法律”)。雅典人,现在作为有闲阶级的代表,幸福地生活着(“为了辛苦劳作后身体得到恢复,我们找到了许多振作精神的途径,一年到头,我们根据古风传统的游戏和不断的宴饮进行庆祝活动,而我们所住的房子里,让人舒适的东西应有尽有,日常生活的快乐驱除了一切哀伤”)。换句话说,雅典人是繁荣富裕社会的居民(“琳琅满目的货品流入我们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仅能享受本国的各种水果和产品,而且能将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据为己有,同样愉快和自在地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