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第7/8页）

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

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

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

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

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