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第2/8页）

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

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

“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

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

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

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

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

“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

“在的，我在。”

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

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

“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

“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

“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

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

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

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

“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

“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

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

“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

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

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