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百日维新

光绪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满了蜕变的气氛。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皇帝热烈地支持变法。不过守旧的势力则集中向康有为攻击,不但攻击康有为,还攻击与光绪最亲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为曾想离开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则大臣中没有人可以主持变法,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请御史杨深秀代为呈递,又另外写了一个奏折请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光绪看到了这两个奏折,愈益增加了变法的信心。光绪明了反对的空气也很浓厚,因此便请人转告慈禧说:“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听了很生气,就叫人告诉光绪说:“皇帝要办的事,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乃根据杨深秀递呈的奏折,召集全部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四月廿三日下诏书“明定国是”,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诏书,所以抄录在下面: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这就是光绪正式宣布变法维新的上谕,从上谕的内容和口气来看,很像是康有为草拟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笔,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折取其精华改写的。接着正戏上演了——

光绪廿四年(1898年)四月廿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廿八日豫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

于是康有为在廿八日的清晨入朝觐见,他在外书房见到了荣禄,和荣禄先谈了一阵变法的细节和步骤。荣禄和康谈了一会便先上殿见皇帝,光绪问荣禄和康有为谈了没有?荣禄说:“康是辩言乱政。”荣禄退出后,光绪立即召见康有为,年轻的皇帝用兴奋和亲切的颜色和康谈话,先问康的年龄籍贯和出身,然后便叫康陈述政见。

康说:“中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外国侵略是永无止境的。”

光绪说:“这都因为我们太守旧。”

康说:“皇上既然知道守旧弄得这样糟,就该变法维新。”

光绪说:“所以现在非变法不可。”

康说:“近年来已有变法,但只是少变,所谓变法而不全变,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的。须要把制度修改,应该先开制度局。”

光绪说:“对,对,对。”

康说:“臣曾考查过各国变法的情形,参酌中国的情形,哪几项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条陈章则,请皇上参考。”

光绪说:“你写的条陈章则都很详备。”

康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颁行呢?”

皇帝看了看帘外,停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受着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呀!”

康说:“现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因为用八股作考试文章,学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国情形,但他们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现在朝廷里群臣济济,却没有一个担得起革新重任,就因为八股出身的缘故。”

光绪说:“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学问,中国却做无用的学问。”

康说:“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处,那么把八股废了吧!”

光绪说:“可以的。不过要办新政财政困难,如何筹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