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场扑朔迷离的大戏（第3/6页）

高士廉很早就极为看好李世民，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个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习称长孙皇后。

高士廉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和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驰援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

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历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双。

他这样一个人物，来执行唐太宗的这样一个指示，连我们都能看出，恐怕文不对题。果然，他一接手，就广搜各地豪门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按门第高下把全国各大姓分为九等。《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气晕。

列为一等的，是山东望族崔民干，其余山东卢、李、郑等大姓也都列为高等，排名在皇族的关陇李姓之前。

太宗顿时发了脾气，说：“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让高士廉把原先的稿子回炉重来。高士廉道理虽然听懂了，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中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还是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骨子里仍旧以门第为标准，绝大部分有军功而非士族的人都未列入。

《氏族志》就这么蒙混过关了，唐太宗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

太宗李世民是看清了魏晋以来选官制度的毛病，由于选拔程序中靠的是门第、势力、关系选上来的官，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大量优秀分子则淤积在社会下层。久之，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底层人才也因不满而酝酿着颠覆情绪。

选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重新完成《氏族志》百卷。太宗将《氏族志》颁发天下各州，下令永久保存。太宗并要求皇孙尽量迎娶功臣之女为妃，公主们也下嫁功臣的子孙，完全不把山东的名门放在眼里。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多少动摇了山东士族的霸主地位。但他还是迫于传统的压力，只能满足于把军功卓著的关陇士族与山东旧族拉平，让社会承认建国者的高贵。而武后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抬高寒门庶族，将门阀制度那道藩篱统统砸烂。

由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只是已故三品大臣，根本不够资格，因此在唐太宗颁布的《氏族志》里没有叙武氏家族的“郡望”。郡望是指某地某家族的声望、发祥、渊源等。这个国家名人家谱里没有你，自然就是轻视，加之褚遂良又曾公开蔑视过武氏家族，武后当然要耿耿于怀。

几乎与发起对长孙无忌最后打击的同时，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革命”也开始了。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中没有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因为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武后认为，所谓身份或门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偶尔运气好，生长在有钱有势的家庭而已。最重要的应该是现在和将来。由于尊重过去的门阀，便认为他们的子孙生来就具有特殊才能，真是荒谬的论调。

目前能做的，就是将过去的门阀、贵族降格，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而已。武后显然是力主此事可行，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12人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字上看，这里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

《姓氏录》共有200卷，比过去足足多出100卷，但是原来的士族却少了48家，另有一批无名小姓进入新士族的行列。高宗亲自作序，明确肯定了新的等级。此举一出，天下寒士俱欢颜。姓氏共分为九等，武氏作为皇后一族，当仁不让进入了第一等，与长孙皇后家族并列。而长孙家族的其他人，已经杀的杀、削籍的削籍，再没有资格进入名录。

李在贞观年间虽然位高权重，但因为他是由山东土豪起家，门第寒微，在原来的《氏族志》里等级很低。现在好了，也堂而皇之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两人，则以宰相之尊名列第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