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第3/3页）

明儒概括理学和心学的争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心学家嘲弄理学家：你的学问就像一屋铜钱，没有一根钱串子。对方回敬说：你的学问就像一屋钱串子，可惜一个铜钱都没有。如果贝克尔接受这个比喻，他就会说，麦考莱和辉格史学是一根漂亮的钱串子，上面的铜钱却稀稀落落。他们的铜钱和钱串子都是祖先用笨办法打造的。当时铜钱还不少，铜钱跟钱串子也还相配，后来钱越用越少（史料渐渐失传），铜钱和钱串子越来越不相配，于是他们就把钱串子打磨成亮晶晶的样子，又扎了许多漂亮的蝴蝶结（观念先行的史论）代替缺少的铜钱（支持史论的史料），对此他们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似的。兰克从近代科学家那里学了一套开矿铸钱的技术，不久就积累了用不完的铜钱，但他把祖传的钱串子和新编的蝴蝶结都扔了，像傻瓜一样坚信只要勤勤恳恳铸钱，铜钱早晚会自己长出必需的钱串子。幸好贝克尔借鉴了麦考莱的观念和兰克的技术，用铸钱炉另外铸了许许多多钱串子，其中包括麦考莱的式样和他自己发明的式样，而且很愿意根据其他人的偏好铸成其他式样。有人问他，哪一种式样好？他说：我觉得都好。有人批评他：这不是取消好坏之分吗？他说：我没这个意思，只是大家各有各的偏好，我就尊重他们多打了几种式样，我自己可是只用一个串子的，你看就是这个。

贝克尔对“相对主义”的解释跟上面这种比喻一样，忽略了一个重要而危险的问题。各种型号的钱串子当然可以相安无事，各种义理却并非如此。如前所述，贝克尔对“科学学派”的扫荡（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意味着价值对事实的胜利、考据向义理的回归。事实没有排他性，尽可以不断积累；但价值有排他性，诸神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如果你理不清自己的立场，或者认为可以同时持有几种相互冲突的义理，那只能说明你的思辨水平比较低，因此作品的天花板也会相应地降低。贝克尔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当中，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纳入进步运动中转站范围。他的这个框架，就是一种扩大型麦考莱式蝴蝶结钱串子又添加了进步主义调味品的后辉格史学。他要避免陷入冲突，就要避免思辨推演到逻辑终点。这种做法在思想史领域特别不妙，因为思想史研究本来就太容易变成某种“思想史集邮”。《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里有些篇章就面临这种危险。当然，我们无法不佩服他对19世纪思想氛围那种信手拈来的熟悉，特别是关于亚当斯的部分颇多神来之笔，确是浸淫于同一种文化传统的作者才能胜任的。

假如贝克尔能彻底运用他的模式，产生的著作就会有几分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风范。或者说，贝克尔本来是有机会匹敌思想史领域的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他的折中主义和常识感太强，阻断了这条路径，使他变成了色彩不够分明的过渡型、中间型人物。他是美国新史学开创者群体的中流砥柱，是承上启下的风气转移者，但不是开宗立派的领袖。他对自己的期许正是如此，他已经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