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时代的异乡人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第2/3页）

当然，“托克维尔问题”只适用于封建将亡未亡、平等将兴未兴的时代。在中国，唯一勉强接近这种形势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然而，以后的历史路径则呈现跟美国相反的方向：美国人为了自由而争取平等，两者兼得；秦政以后的中国人为了平等而消灭了贵族，接着就把平等和自由一起丢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读到托克维尔论平等的奴役，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他的大意是：如果平等与奴役的结合长期化，心灵的水准一定持续低落。实用技术或许可以繁荣，然而追求纯粹科学的理论探索肯定无以为继。（这时中国读者会叫道：李约瑟问题！）全民陷于平等的愚昧，统治者只要垄断少量的知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样的国家就像一座黑暗、狭窄、令人窒息的小屋。（这时中国读者又会叫道：铁屋！）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历史路径：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又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他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那种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只有在欧洲语言中，这两个词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统依据；一旦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展开，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进行：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这个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极其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国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

“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奴役的平等”，实现“自由的平等”，那么他们无法在托克维尔这里找到答案。在托克维尔看来，既然欧洲人参考美国经验预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极大，那他为什么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样先落水再爬上来”呢？